与其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致力于寻求客观确定性的特点不同，经济学的魅力之一是非常重视事物发展的不确定性。于是，“非意图的结果”成为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的一个独特命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特定文化传统和制度惯性的经济体制而言，思考“非意图的结果”这一命题，在哲学伦理、知识信息、思想方法、体制转型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最早论及这一命题的是荷兰的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中，他把人类社会比喻为一个巨大的蜂巢，而从事各种职业的人——商人、律师、医生、牧师、法官，等等——都是这个蜂巢中的蜜蜂，这些蜜蜂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施展各自的本领，与此同时，他们的活动却导致了整个社会的繁荣。在曼德维尔看来，“使人变为社会性动物的，并不在于人的追求合作、善良天性、怜悯及友善，并不在于人追求造就令人愉悦外表的其他优点；相反，人的那些最卑劣、最可憎的品质，才恰恰是最不可或缺的造诣，使人适合于最庞大（按照世人的标准衡量）、最幸福与最繁荣的社会。” “人类天生追求友谊的品性和仁爱的热情也好，人依靠理性与自我克制所能获得的真正美德也罢，这些皆非社会的基础；相反，被我们称做现世罪恶的东西，无论是人类的恶德还是大自然中的罪恶，才是使人类成为社会性动物的重大根源，才是一切贸易及各行各业的坚实基础、生命与依托，概莫能外；因此，我们必须将它们视为一切艺术与科学的真正起源；一旦恶德不复存在，社会即使不马上解体，亦必定会变得一团糟。”
对曼德维尔的这一思想，哈耶克在1966年指出：“曼德维尔关心的是并非由人有意建立的制度——虽然立法者有改进它们的责任——以便协调不同的个人利益。利益的一致既不是‘自然的’，因为它并未摆脱人的行为所形成的制度；也不是‘人为的’，因为它并不是因有意的安排而产生的，而是自发生成的制度的结果，这些制度之所以能够得到发展，是由于它们为碰巧找到它们的社会带来了繁荣。”
随后，亚当·斯密在他的几部著作中用“无形之手”的说法延续了曼德维尔的发现。在《天文学史》中，亚当·斯密写道：“火炽热，冷水清凉，重的物体下落，较轻的物质向上飘扬，这一切都是它们的本质使然。在这些现象中，我们都看不到朱庇特这位天神的无形之手的作用。”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他指出：“富人只不过是从此种（指土地——引者注）生产物的积累中选择最为贵重和最惬意者而已。与穷人相比，他们的消费并非过多。而且，尽管他们生而具有利己性和贪欲，也就是说即或他们仅是贪图自己的便利，他们雇佣数千的人们，并依靠这些人的劳动而希望达到的惟一目的即使是满足他们自身的空虚而不厌的欲望，他们也毕竟是将专心于自己的经营改良的成果分配给穷人。他们受无形之手的引导（led by an invisible hand），与均等地分配给每人以同样的土地面积时将会发生的事情一样，进行同样的生活必需品的分配，而且，像这样毫无预见并非本意地促进社会的利益（advance the interest of the society），供给繁衍人口的手段。”
“无形之手”最为著名的表述是在《国富论》中，在亚当·斯密看来，“确实，他（指营业者——引者注）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象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幸福而经营贸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事实上，这种装模作样的神态在商人中间并不普遍，用不着多费唇舌去劝阻他们。”
从《蜜蜂的寓言》到“无形之手“，斯密等人实际上已经意识到，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种以往学者并没有发现的客观规律，这种客观规律既不等同于古典的道德因果论，也与当时的知识论存在差异。在西方古典哲学中，意图和目的是统一的，人们确信，好的意图会带来好的结果，恶的意图会造成恶果。而意图本身是来自人的内心世界，好的意图就来自于人对善的追求。但市场交换的现实表明，像增进公共利益这样好的社会结果恰恰来自于社会中个人的自利意图。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线性因果关系的悖论，或者说实现了私利向公利的转化，亚当·斯密没有加以清晰的说明，但他和曼德维尔的大胆揭示，无疑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思路。
除了对经济繁荣只能来源于是传统道德提出异议，亚当·斯密还挑战了当时的知识论。他这样批评法国重农学派的理论：“有些有思想的医生，以为人体的健康只能靠食物及运动的正确养生方法来保持，稍有违犯，即将按违犯程度的比例而引起相等程度的疾病。但经验似乎告诉我们，在各种不同的养生方法下，人类身体常能保持最良好的状态，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甚至在一般认为很不卫生的情况下，也能保持健康。其实，人体的健康状态，本身就含有一种未被发觉的保卫力量，能在许多方面预防并纠正极不良卫生方法的不良结果。魁奈自己就是一个医生并且是个极有思想的医生，他似乎对于国家亦抱有同样的概念，以为只有在完全自由与完全公平的正确制度下，国家才能繁荣发达起来。他似乎没有考虑到，在国家内，各个人为改善自身境遇自然而然地、不断地所作的努力，就是一种保卫力量，能在许多方面预防并纠正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公平和压抑的政治经济的不良结果。这种政治经济，虽无疑会多少阻碍一国趋于富裕繁荣的发展，但不能使其完全停止，更不能使一国后退。如果一国没有享受完全自由及完全正义，即无繁荣的可能，那世界上就没有一国能够繁荣了。幸运的是，在国家内，自然的智慧，对于人类的愚蠢及不公正的许多恶影响，有了充分的准备，来做纠正，正如在人体内，自然的智慧，有充分准备，来纠正人类的懒惰及无节制的不良结果一样。”在这里， “各个人为改善自身境遇自然而然地、不断地所作的努力”是“一种未被发觉的保卫力量”，其含义如同“无形之手”， 斯密强调它“能在许多方面预防并纠正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公平和压抑的政治经济的不良结果”，这意味着人类已有的知识既不能完全控制经济的发展，也不应过度控制经济的发展。
如果说斯密等人对“非意图的结果”的论证主要从横向的人际关系的角度展开，那么门格尔和哈耶克等人的阐述则着重于纵向的制度演进。在1871年出版的《国民经济学原理》的“序言“中，卡尔·门格尔宣称：“对于那种根据人类的自由意志，来否认经济现象具有规律性的意见，我们是要加以反对的。因为，这样一来，经济学作为精确的科学，根本就[被]否认了。”他强调经济学研究的重要任务，“是要对于那些从未被人充分理解的其他许多经济现象，加以扼要的阐明”什么是“从未被人充分理解的其他许多经济现象”？门格尔在书中列举了货币的起源。他写道：“货币（其变种铸币又当别论）的起源完全是自然发生的，它受立法的影响极少。它不是国家的发明，也不是立法行为的产物。国家的批准与货币概念全无关系。一定商品因经济关系而自然成为货币，丝毫也不需要国家的力量。”
在之后写成的《经济学方法论探究》一书中，门格尔把“非意图的结果”问题的重要性提到了新的高度。在他看来，“另外有一部分社会现象，并不是社会成员达成协议或立法的结果，……语言、宗教、法律，甚至国家本身，还有一些社会经济现象，如市场、竞争、货币等等现象，还有其他在历史的各个时期出现的大量社会构造物，都不能说存在过共同体有目的地创建它们的活动。我们也不能说，统治者有过这样的活动。在这里，我们碰到的是很高程度上造福于社会之福利的种种社会制度如何形成的问题，这些制度经常对于社会福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它们却不是共同体之社会性活动的产物。在这里，我们遇到了社会科学中值得讨论的，也许是最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面对这里所考察的情形，我们对于他们的理解，不能是‘因果性的’。对于它们的理解，必须类似于对于非意图地形成的社会制度的理解。”就个人和社会的关系而言，“‘有机地’形成的社会现象的主要特征是，它们是作为各个社会成员个人努力之非意图的后果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也即它们是追求个人利益的过程的产物。……这些现象确实是具有个人目的的主体[的行动]之非意图的社会性结果。”这种看法与斯密等人完全一致。
与门格尔同属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也有类似的观点。他指出：“市场经济不是由一个伟大的人物设计出来的；并不是先有一个乌托邦的计划然后付之实行的。个人自动自发的行为，目的只在于改善他们自己的情况。这些行为一步一步地动摇了强制的身份制度的威信。到了经济自由的优越效率再也不容怀疑的时候，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社会哲学开始登场，而把身份制度的意理推翻。”
毋庸置疑，对“非意图的结果”问题作过最为完整和深刻论述的是哈耶克。他明确指出：“社会科学试图回答的问题之所以出现，仅仅是因为许多人的自觉行为造成了未经设计的后果，是因为可以观察到不属于任何人的设计结果的规则。假如在社会现象中除了自觉设计的秩序，未表现出任何秩序，理论社会科学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哈耶克撇开了斯密等人萦绕脑际的伦理情结，从知识发现的角度严谨而冷静地阐述了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功能。他强调：“促成了市场经济的知识，其数量之大，是任何一个大脑所拥有或任何一个组织所利用的知识都无法相比的，这也就是市场经济为何比任何其他已知经济秩序更为有效的决定性原因。” “有必要记住，无论在什么地方，竞争之具有合理性，都是因为我们不能事先知道决定着竞争行为的那些事实。” “竞争之所以有价值，完全是因为它的结果不可预测，并且就全部结果而言，它不同于任何人有意想要达到或能够达到的目标。进一步说，竞争之一般而言有益的作用，必然也伴随着一些期待或意图的失败或落空。”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