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讲，ZF也是分工的结果，专业化的结果。同意你的理由，即ZF是民间需要，是社会发展需要，共同事务打理也没有任何问题。从公仆的角度看，他们有压力，但正如有财者在寻求法律保护一样，ZF工作者、公务员作为人民的一员，其工作能力、工作方法等存在诸多的问题，他们为了自己这份工作，也尽可能的会趋利避害。很明显，ZF没有做好是ZF人员的问题，或者说是公务员的能力、责任、意识都存在问题；“做好其职”的社会条件也是变化的，他们受限于当前，受限于我们、受限于人民，诸多约束会使他们尽可能的减少创新、减小“有所为”的动力、因为他们害怕做不好，这是当前服务型ZF改革的难点；就如ZF诸多信息无法公开一样，受制于国家竞争的同时，也反映的是一种害怕民众的问责，其实人民是很宽容的。我时常想，如果我去任村长、乡长、镇长、县长到省长，有多少事情要做，如何做，发现很多自己不能做好的事情。这还只是假设，事实可能更为复杂。比如：从管理学上看，任何一级或者ZF专业部门的压力更多来自已于近期的、经常接触的人民（包括同事）的压力，长远的与之联系少的影响会弱，从众压力、近期事件的变化会让人焦头烂额，逃避与利用权力，而不是利用服务解决问题，成为很多人的选择。从而ZF离群众就开始变远，一线信息不足，将会使其履职变得更加困难。但这不是所有人，这也不能否认他们的努力，只不过他们需要学习、需要适当的承担责任，自动让给更能力的人（目前很难实现，正如最初所论述的， 实践的机会太少，他们下岗后的未来是需要担忧的、没有上限的需求让他们很难重新回到相对低的生活上去，这是关键，也是麻烦，是对物质过分重视的结果）。问题还有，接任者可能更差的风险也是存在的，这也是当前制度设计过去复杂、约束创新的原因。（有点啰嗦了，这些话仅是为了证明他们在努力，我也同意你的观点）
总之，ZF的问题还是ZF人员的事，偏离了实践需要，而把所拥有和利用的物质、甚至人的劳动作为目标，是我们需要纠正的，正如小时候，几个在路边捡的小石头，成功的算出一道自己认为困难的题，都能使我们充实的、有意义的过上一天，到了现在，我们的正在忘却，让我们有意义的事，是我们所能做的、愿意做的事情。当大了之后，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担心、我们的能力不足其实并不是我们害怕的理由，我们仍需认真的去做好一件事，而不去过多考虑喝茅台、还是不知名的酒等等涉名与利的事，当然，我们需要，但这不是最重要的。

基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民主集中制原则也没有问题，关键在于两方面，人民及人民选择出的代表，ZF官员的代表性值得探讨，但过多民众过于关注自己而不是社会也是问题所在，比如我自己，有时候，想想，人生百年，真不如不管，得过且过成为常有的事儿。于是制度就出了问题，当然根源在人。因为每个人所想，我今天及以后要做的，算是计划，计划外的实践尽可能回避；而所要做的，有可能是未能考虑社会的利益；比如共享单车好，但也有不足，乱停问题交给社会、占公共用地停车、未来的废弃也是ZF的事。强制与说服成为必然的事。
当然，最让人讨厌甚至憎恨的人民代表，公仆，是其忘了其责，只享其权者。

发挥作用前提是自身要发展，及发展的机会、行使权力的机会；现在客观机会少，营造的机会人为影响又太……大。这需要我们也努力，当然，不仅仅是理论，还有实践。

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我们所要努力改变的，社会由我们而变，我们因此而努力，当前的实践意义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