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stdragonNo1 发表于 2009-10-15 01:36 
马克思的思想有很大的局限性,但不代表没有合理的部分,创造价值之说有一定的道理,但从以前学的政经的解释来看,还是有错漏的。
我说了“创造价值”就的说法就如同“创造多少多少单位”的能量一样可笑。
如果说"创造价值"的说法有道理,
那么你怎么解释GDP,具体的联系实物、联系商品的效用时给GDP带来的尴尬??
如果说GDP是像生产涵数一样的东西,那么假设全世界发生超级灾难,什么物质财富都毁了,甚至变为石器时代,但只要科技人员还在,在知道技术的前提下,即便用原有的十分之一的人口作为劳动力,最多十年就能恢复原有的物质科技水平。但这样GDP就讲不通了。
按照统计资料,美国的总资本中65%左右是地产,而且这个比例在长期中一直保持稳定,由于美国的投资率在长期是稳定的,那么就意味着,由投资所转化的资本增加或资本积累只是地产的增值或地价上升,而根本不是机器的增加。这样,资本就只是那块儿地,资本积累只是人们用更高的价钱(投资)去买那块儿地。当然,除去地以外还有35%的资本,它们是不是机器呢?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在剩下的35%的资本中,绝大部分或50%以上是由专利和商标等无形资产构成的,机器的价值只是占总资本中很小的比重。教科书中总是使用统计数据来说明美国的资本劳动比率是中国的40倍,但大家都知道,机器是由劳动生产的中间产品,美国现在所使用的机器存量只是近20年生产出来的,以前的机器都报废了,
美国的产业工人只有几百万人,而中国却存在几个亿的剩余劳动力,如果资本是机器的话,中国完全可以用这些人在1年中生产出美国的这些机器(当然要知道这些机器的生产技术),实际上,中国现在也正在按照这个速度生产机器而成为世界工厂,但在资本的价值上赶上美国的可能性却很小,因为这意味着中国的投资和货币供应量要以比现在高出几十倍的比率增加,当然这里排除了人民币汇率成倍升值的可能性。
1930年,凯恩斯在《货币论》一书中针对这种国民收入的统计含义提出疑问,GDP统计中的各种产品是异质的,怎么可以加总在一起表示实物产出呢?实际上,这种加总和指数问题在理论上是有确定的结论的,即只能是单一产品或稳定状态增长(即所有的产品按同样的比例增长),比如说有苹果和梨两种产品,如果它们的增长率都是10%,可以确定的说产出的增长率是10%;但如果苹果的增长率是15%和梨的增长率是5%,我们是不可能得到一个确定的指数的。这一问题实际上很容易理解,比如对于我们现实生活的异质品世界来讲,说GDP增长8%,显然不如说去年生产的是21寸电视而今年生产了29寸的电视更清楚。
对于物价指数的统计也是如此,这种统计只能在单一产品和稳定状态下才是可能的,比如苹果和梨的价格都增长了10%,可以确定的说物价上涨了10%;但如果苹果的价格上涨了15%和梨的价格上涨了5%,或者价格同时上升而苹果和梨的产量比例变化了,我们是不可能得到一个确定的物价指数的。前面所举的用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人民币的汇率出现的尴尬结果就是一个例子。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也说,物价指数的统计可能忽视了产品质量的变化,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如果物价指数的统计考虑产品的质量变化,由于产品的质量变化太快(比如电视机),那将使物价指数的统计失去意义,因为只要质量变化了就要把它视为一种新产品而不能与原来的产品构成时间序列的指数。联系到国民收入核算的实际,现实中物价指数统计的困难远超出前面的例子,不仅产品的质量经常在变动,而且新产品层出不穷。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一问题,目前我国物价指数的计算是以1990年为基期的,而如今在市场上几乎难以找到与1990年完全相同的产品,更不用说占消费支出很大比重的新产品。显然,这种物价指数的计算与实物量的统计相差甚远。
再来看来看储蓄和消费。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储蓄和消费的比例取决于人们消费的时间偏好,比如有一种产品——绿豆芽,你今天不吃它明天就会长一节儿,长的长度就是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和原来的豆芽相比就是利率,那么,人们什么时候把豆芽吃掉取决于人们的时间偏好,即豆芽的生长速度和人们的忍耐性。按照这种理论,经济学家创立了各种消费函数模型来解释宏观经济的变动,如生命周期假说和世代交叠模型。然而,国民收入核算中的储蓄和消费只是一笔货币额,或者说是人们在一定时期获得的金钱支出掉和没有支出的比例,还可以说人们是把钱花掉还是存起来或用于投资去挣更多的钱,而根本就不是按照时间偏好去消费某种实物产品。正如凯恩斯在《货币论》和《通论》中提出了节俭的悖论和建立在富人有更高储蓄率的消费函数和收入决定理论,但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被主流经济学完全曲解了,并被用于对现实经济的解释。举我国现实中的例子,自1997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经济增长率下降和失业增加的经济衰退,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消费的大幅度下降。国内的许多经济学家都按照主流经济学的消费函数理论来对此进行解释,即消费的下降是由于社会福利制度的变革引起的人们消费倾向的改变,比如要存钱支付养老、医疗、购买住房和子女的教育费用等,但这种似乎有道理而又看似符合实际的说法却是大有问题的。我们把复杂一些的理论分析留到后面,这里只是指出一个重要的经验事实,即在美国的长期国民收入统计中消费倾向是相当稳定的,是不是美国在一百多年中社会福利制度没有发生变化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不仅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在技术(如新技术革命)和人们的文化理念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老一代的美国人拼命的攒钱而现在年轻人却大量的负债消费,但奇怪的是,统计上的消费倾向竟然没有变化。确实,上述这些技术上的因素会影响人们消费的时间偏好或时间选择,但它们只能改变商品的相对价格(期货价格),而不能影响国民收入核算统计中货币的消费和储蓄变量,因为这些变量只是表示人们社会关系的货币量值,而与技术或时间偏好完全无关。
消费和储蓄既然是货币量值,我们可以从货币的角度来解释上述问题,如果假设人们的储蓄是作为银行存款保持的(这在货币供给的统计上即是),那么人们能不能把作为储蓄的银行存款多取出10%用于消费呢?显然不可能,这必然会使商业银行倒闭;同样,人们也不能多储蓄10%作为银行增加的存款而没有相应的投资贷款,这也会使商业银行倒闭,当人们试图这样做时,必然会使商业银行改变货币供应量,从而引起收入水平的变化而阻止人们改变货币量值消费与储蓄比例的企图,或通过经济波动来加以调节,这即是凯恩斯的收入决定理论和节俭的悖论。对于我国1997年以来的消费下降,其重要原因是从1991年以来收入分配发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或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而消费倾向的改变则是次要的。
实际上说白了价值总量(GDP)与生产力、物质产出、商效用是无关的,而资本主义追求的就是对劳动力,或者说对人的控制,这代表了货币带来的权力和地位。
联系到马克思的观点,那么这种所谓的经济增长,就显得非常可笑了,GDP实际上就是货币游戏。
按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正好可以解释现实中的GDP意味着什么,价值只不过是计量劳动力的单位,而价值总量体现的是对人的商品货币化份额的控制,代表权力!与实物产出,与生产力,与效用是无关的。
可以说现在流行经济学的根就错了!至于新古典及一般均衡理论,实际上它只适用于涉及实物生产的计划经济中的生产部门,同时也不可能适于用整个计划经济所在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