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揭晓，人们不仅会去关注两位获奖者本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女教授Elinor Ostrom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Oliver E. Williamson的“状况”，而且，在学院的“象牙塔中”，也会有更多的人重新去谈论科斯、“产权”及其他的“交易成本”，也有更多的人会去关注“新制度经济学派”所热衷的“公共资源管理”的课题，但是，我想大多数的“局外人”，会更多的去思考在今天危机即将过去，世界都在思考新的发展模式的时候，这两位经济学大师的获奖又意味着什么？

   今天自己预计的金融学领域的获奖者没有被“选中”，稍稍有些失望。但是，至少从“局外人”的视角里对这次评价结果“意识”到的是：这次获奖与其说是因为“方法论”的突破而得到了褒奖，还不如说是因为“符合”时代的“价值观”让其研究成果更添色彩而使其在众多“大家”候选人当中脱颖而出；因为他们的理论再次向我们展示了“市场并非万能”的道理，“制度”的安排“质量”（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两位学者揭开了市场资源配置的“黑箱子”，指出亚当斯密在揭示 “看不见手”功能中所存在的“局限性”）会给社会带来不可忽略的“负外部性”（比如，产权界定不明确的制度会增加的经济运营的“交易成本”），尤其是女性获奖者Elinor Ostrom所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研究观点触及到了人类社会如何应对公共资源被“滥用”和“破坏”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在纯粹市场“经济利益”驱动的情况下会变得越来越糟糕，作为公共资源的管理者——政府应该充当怎样的角色会关系到市场运行的好与坏。这类思想对我们今天思考“后危机时代”的增长模式提供了很好的价值观和政策安排的目标选择。

   另外，我也在想，最近热门起来的“环境经济学”和“能源经济学”这类应用学科今天终于找到了厚实的“理论基础”，今后，他们会随着大家对公共资源保护意识的提高而会越来越被大家所“尊重”。不管怎样，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的学术贡献是经过长时间“考验”的（这是这个奖的一大特色），尽管“新古典经济学派”今后还会对这两个代表“新凯恩斯学派”的学者发起新一轮的“学术挑战”（这也是经济学永远年轻的魅力所在），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至少不会出现像奥巴马那样“火箭式”的当选的局面——这让不少人对“和平奖”的分量产生了极大的“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