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诺奖”重在传递“价值观”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孙立坚

随着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揭晓，人们不仅会去关注两位获奖者本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女教授艾利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大学教授奥利弗-E-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的“状况”，而且，在学院的“象牙塔”里，也会有更多的人重新去谈论科思、诺斯、“产权”及其“交易成本”，当然，也会有更多的年轻人会去关注“新制度经济学派”所热衷的“公共资源管理”等课题，但是，我想大多数的“局外人”，会更多的去思考在今天危机即将过去，世界都在思考新的发展模式的时候，这两位经济学大师的获奖又意味着什么？


今天学界普遍看好的“领头羊”纷纷落马，没有被“选中”，确实令人有些失望。但是，至少从这次评奖结果中能够让大家“意识”到的是：与其说这两位学者的“方法论”出众而得到了褒奖，还不如说是因为“符合”时代的“价值观”让其研究成果更添色彩,而使其在众多“大家”候选人当中脱颖而出；因为他们的理论再次向我们展示了“市场并非万能”的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两位学者揭开了市场资源配置的“黑箱子”，指出亚当斯密在揭示“看不见手”功能中所存在的“局限性”：“制度安排”的“质量”会给社会带来不可忽略的“负外部性”（比如，产权界定不明确的制度或企业组织规模的过度膨胀都会增加经济运营的“交易成本”而导致市场竞争效率的丧失），而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历史上第一次摘下女性获奖桂冠的艾利诺-奥斯特罗姆，则从“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多元”视角，通过对大量的案例观察，敏锐地触及到了人类社会该如何应对公共资源被“滥用”和“破坏”的核心问题，而且，这类问题在纯粹市场“经济利益”驱动的情况下会变得越来越糟糕，作为公共资源的管理者——现场的“用户组织”（家庭为单位或社团为单位），在挑战这类公共资源“受害”问题或谋求“治理”方法的过程中，应该充当怎样的角色将会关系到市场运行的好与坏，有时它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所“共同”发挥出来的积极作用，甚至比****介入来保护资源的做法更为有效。这类思想对我们今天思考“后危机时代”的增长模式提供了很好的价值观和政策安排的目标选择。

这次获奖的奥斯特罗姆与威廉姆森研究的视角大致都属于“制度安排”的研究领域。但是二人的着眼点不同。女性获奖者即是经济学家，也是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其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公共资源的经济治理问题上，比如国家对于国有公共资源产权的划分，“公地悲剧”等。最近，她对“地球温室化”问题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她指出，“很多人都在期待****之间的交涉会把问题解决好，但是，这种愿望都是基于****比我们能做的更好这一前提条件上。当然，我们没有必要去否认国际间协调的重要性，但是，大量事实表明，我们每个处在这种被破坏的环境中生存的家庭和区域（组织），也同样能够做出比****更有效的治理结果”。而威廉姆森的研究则着眼于将产权理论应用于企业治理结构中，例如内部权力划分界限，企业间产权划分边界等问题。同样，威廉姆森教授最近用它独到的经济学视角对造成这场危机的那些美国金融机构的“庞然大物”也给出了自己精辟的见解。他认为，虽然无法拿出有效的办法来限制这类金融机构的膨胀，但对于滥用金融创新的“华尔街精英们”应该加强监管，以限制它们滥用资源的“权利”。

总之，相对于这个领域学者们前期的研究贡献，二人的作用均在“发展和推广”制度经济学经典的“科斯定理”。尤其是威廉姆森是现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它被誉为重新发现“科斯定理”的掌门人，至少是由于他的深入研究，才使科斯的交易费用学说成为现代经济学中异军突起的一派，而且后来者不断汇聚了包括组织理论、法学、经济学在内的大量交叉学科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上不断进行学术创新，才使得这个“非主流”的理论体系日益丰满，最终出现了很多像今天奥斯特罗姆那样“跨多学科”的优秀研究者。


另外，最近热门起来的“环境经济学”和“能源经济学”这类应用学科，今天终于找到了上述厚实的“理论基础”，今后，他们会随着大家对公共资源治理意识的提高而会被大家越来越“重视”。不管怎样，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的学术贡献是经过长时间“考验”的（这是这个奖的一大特色），尽管“后起之秀”会不断对两位学者的卓越贡献提出新的“学术挑战”（这也是经济学永远年轻的魅力所在），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至少不会出现像奥巴马那样“火箭式”的当选的局面——这让不少人对“和平奖”的“份量”产生了极大的“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