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我在2505上自习。教室的门坏了，风一吹就开。靠门坐的女生（只有她和附近几个人有关上门的诉求）（1）一遍一遍地出来关门，如是者三。门总是立马被吹开，于是女生放弃努力。我发现门底角那有一个折了两折的纸片，就把它（2）塞在门缝底部，增大摩擦力，门关住了几分钟。几分钟后，上自习的同学纷纷赶来，纸片在地上没人看到，起风后，门又被吹开了。靠门的女生想了个办法，（3）用一个大的纸片夹在门中间，每当有同学进出，纸片掉落在地上，会引起进出同学的注意，把纸片重新塞在门缝里。可以想象，如果这个女生在这个位置上坐足够长的时间，她一定会用（4）胶带把纸片粘在门上，从而一劳永逸。从（1）到（4），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动因则是门口姑娘的切身利益。
我常常会看到一些作家在抱怨中国人的国民素质。作家们总是敏感尖锐的，但他们所缺少的是追根溯源的理性。排队是一个常见的例子——外国人会自觉排队，而中国人都围在窗口附近你一言我一语。
我会在想象中追溯这一过程，从外国人也不排队的时候开始追溯(以售票为例)。
那时候外国人也是挤在窗口附近的，售票员也是像东苑卖饭票的那个姑娘一样表情麻木、百无聊赖的。随着人越挤越多，一些无谓的纠纷就出来了，拥挤的低效率也浮现出来。这直接妨害了“公司”利益的实现。于是代表“公司”利益的经理给售票员定了个制度——这一天里，你卖出去的东西越多，获得的工资就越多。售票员的心思便活泛起来，他开始帮忙调解纠纷、着手建立排队的秩序。经过几代人后，排队成为一种习惯。
中国人之所以不排队，是因为售票员的利益和他的效率没有关联。高效低效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是计划经济的特征。
这两个例子告诉我们，利益诉求和利益无法实现之间的矛盾，是制度发展的动力（决不是所谓“自觉”）。门开与关，只能影响到门口几个人的利益；排不排队，和售票员的利益挂钩。往大里讲，这就演绎成了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老百姓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利益诉求）同落后生产力（利益无法实现）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