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81年，二月，大概是春节前后，西汉首都长安迎来了全国各地六十余位文化、艺术、思想和知识界的代表。
　　长安的初春，乍暖还寒，六十多位代表意气风发地与西汉的的主要领导人共商国事，出席会议的领导人有御使大夫桑弘羊、臣相车千秋等，会议由车千秋主持。
　　这是两千多年前的一场会议描述，当然，如果接着写下去，直写到团结、胜利乃至会议精神和欢欣鼓舞，就没有后来的历史了，更没有您即将看到的这篇文章，因为，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六十多个代表劈头盖脸地就问责御使大夫和臣相，从政府垄断的盐铁行业开始，一直问责到历年的农业、工商业、军事、社会道德、文化建设、法制建设等等方面，言辞激烈，态度严肃，而以桑弘羊为首的政府代表也毫不示弱，对于代表们的指责理解予以猛烈还击，一一予以驳斥。
　　双方你来我往，吐沫横飞。一个省油的灯都没有。
　　会开完了，话还没说完，到了大会闭幕的时候，按照史书的记载，应该是民间代表和政府代表依然不服，道别完了，互相还揪着辩。
　　这场口水战是组织者始料未及的，本来就想说说生产销售盐和铁的两个大型国有企业的事，结果，这六十多人把话题从盐、铁两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扩大到整个工商业、经济政策，乃至意识形态上来。
　　按照现存的史料看，会议应该是保密的。因为后人能够看到这场盛况的口水大战是会议之后二十多年（也有考证为三十多年后），一个参与了会议的政府官员完整的记录下当时的言论。经过整理编辑。起名《盐铁论》。
　　这个官员叫恒宽，恒宽老师写这本书并流传到社会上时，会议当时的主要负责人都已不在人世。在当时来看，应该算是解秘资料了。可以猜想到，如果会议内容不是过于敏感和尴尬的话，当时就可以编辑整理出来。何必要等二、三十年。
　　恒宽老师不知道，他的这本书，成了后世中国国学的一本重要著作，甚至，在两千多年后一场文化革命的时期，很多革命干部能将书倒背如流，熟读这本书是为了狠狠地批判这本书，批判书里的人和他们的言论。
　　首先，参加会议的六十多位全国代表都是些什么人呢？
　　第一类是贤良，贤良的标准是什么呢？这个标准是汉武帝定的，有三个标准，一明国家之大体，二通人事之终始，三通正言直谏者。
　　根据这个标准，各地选拔和举荐的时候，还增加了一个条件“天下豪富民”，就是有钱的民营企业家。一般有钱还不行，得是天下豪富民，《杂论篇》里为后人记下一个叫有茂陵唐生的大老板；《汉书》里记载了一个叫魏相的的大老板。
　　这些大老板可不是简单的大老板，其中魏相是学《易》的，而且水平极高，在整个的辩论会中，代表们辩急了眼，竟然将一个自己知道但绝不能说出来的天机给泄露了出来。竟然，当场悄悄给算了一卦，好在没有直说，其实就是说了一个预言，没有直说，暗示了一下，会议后的第二年就应验了。
　　第二类人是文学，文学这个词那时还有这样的讲法。所谓文学就是那些肯读书，会读书，真的有知识，有文化，有道德，有思想的人，不是人云亦云的那种人。孔子设的四科中，就有文学这一科，要按文凭算的话，怎么也是大本以上吧。
　　这六十多人中，确实个个是民间的高手，语言清晰，逻辑严密，思维敏捷。非要拿现在的词套，“民意代表”勉强能套的上。
　　民意代表们的对手是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政府官员。
　　这些对手可不是吃素的，桑弘羊，十三岁就进宫做官，受汉武帝亲自调教，据说他从小心算能力就超强，强到什么程度呢，史上没有记载，但是，能让汉武帝器重并委以重任最终又在身后让他辅助昭帝的人物，绝非等闲之辈。
　　而且，汉武帝的功业与桑弘羊一系列的经济政策是分不开的。
　　但是，这六十多人要批评的就是汉武帝的很多政策，而这些政策正是桑弘羊引以为骄傲的业绩。
　　大辩论开始了。
　　民意代表们绝不是善茬，他们开门见山，一点废话都没有，直接就从垄断下手，说：治理和发展国家，要以德治国，抑制追逐利益的社会风气，弘扬仁义，不让把上上下下都搞的一副利益熏心的样子，社会风气才能好转，现在各地盐啊、铁啊，酒啊，都被国营垄断了，私营企业沾都沾不上，只能搞点废品收购或者卖饲料之类的买卖，还口口声声要他们做大做强，这就是与民争利，把忠厚的社会风气给败坏了，让整个社会都充斥了贪婪之心，所以让广大人民群众老实本分的少了，都想着发横财，没心思种地，人心本末倒置，本分的人少了，花哨的人就多了，花哨的人和事多了，社会本质就开始败坏，人心就奢侈下劣，就会有发生饥寒灾祸的可能。只有本分人和诚实朴素的人就多了，农业就兴旺，财用就富足。所以，应该废除垄断，抑制工商业，促进农业发展。
　　官员们立刻把话接过来。从国家的角度，予以猛烈而严谨的还击。
　　在官员们接过话之前，还要说一下，这场始于垄断批判的大辩论的背后有一些特殊的历史背景，绝不是西汉昭帝和他的官员们一时心血来潮就下诏召开的。
　　根据历史记录和推断，这幕后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加上当政者各怀各的心思，出于不同的目的，最终促成了这场口水大战。在历史中激荡起的涟漪，一直影响到两千多年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