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资本论》绝不是资本的客观逻辑知识，（在于）指示历史现实（即历史的发展），决非单纯的现实历史（即现实本身）。”归根结底，《资本论》“摹写‘现实’，为了更好地指示‘历史’”；而在最终目的性上：“其指示资本的这种发展特性：资本一边发展自己，一边消灭自己。”〔参阅《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1页〕可见，这是力量之崛起，它超越了科学主义的一切弊端。

《资本论》和《道德经》毕竟不同，洋洋洒洒，亦历史亦逻辑；同时，《道德经》亦只能看作是逻辑版的“道史”和“德史”。这锁定了“资本”的巨型条目体的体例构造：史书工作背景的“资本之道”、“资本之德”的批判性记述，说详细点，亦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与史书工作体例之统一。由此可彰显《资本论》“史的结构”意蕴：（1）对象史：广义的历史学科探索；（2）研究对象史：在上述基础上加入了“范畴史”研究；（3）资本史：在上述基础上复加入“批判史”研究。这样的行程其实是《资本论》四卷结构体式诞生的秘密，亦是“系统的历史记述”和“批判的学科方法”之结合标题结构的产生由来和工作涵义。历史－逻辑统一据此工作还原为“历史－思维－语言”的体式，创造性转化为“中华语境”的科学逻辑。总体看，这是中西方学术共演结构的一个有效联结之点、理解之点，它启蒙了“事的工作本位”，具体化了人的发展和物的发展，使它们分别定格为彼此依存的实践态的社会行动逻辑，例如“生民养民”和“生劳养劳”，使得立足于总体经济形态的理论科学建构有了可能。

——孟子的学生，所引用的原文和上下语境。

以上的说明在于揭示“史书”的工作意蕴：以事的科学的构建把握“本质范畴”（道和德），其指向了“生生推理”，又以事件的本体论批判具体揭示和系统把握“本体论的本身”（本质的本体论批判）。换言之，通过创造性地理解“历史之事”，它促成政治经济学批判成为“学科方法”。如上所论，全部落脚点就在于坚持把“批判”建立为工作逻辑，说到底，批判是方法，批判是逻辑，批判是道路，批判是历史真实。因此，《资本论》史书工作意蕴有力地表明：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所依靠的学科规定始终是历史领衔的“百科全书”。

最终得以解密这一问题：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科属性具有何种意蕴？突出辩证法，而且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它彻底解决学科工作逻辑究竟是采用“解释的方法”，还是“发生的方法”的问题，赋予发生学批判工作内涵之“解释”以突出的地位。从而，它真正要表明的是：研究方法的唯物主义取向在于把主观批判原则归结于客观批判；相应，必须坚持把主观批判的自觉性，即研究者的“研究启动”（一般而言，主观批判是客观批判的先导行动）一方面归结为“历史的反思行为”，肯定为社会本身的认识行动上的自觉性，另一方面需要认定：其必然是从客观批判的内在行动诉求中引出的，乃至是真正意义的人类史对于自己的自然史的“一种历史召唤”。⑦

然而一般的认识是：讨论辩证法问题必须是从资产阶级古典哲学开始，尤其从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讨论开始。该教条是忽略了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的“辩证法原像”问题，并且完全没有把政治经济学批判认识为“经济哲学”之方法论的规定，——后者是马克思站在“史的高度”提出的逻辑方法的总设想。于是人们谈论辩证法，总是陷于抽象，忽略了抽象和具体关系上的物质内容——社会历史生活。可如上所论，“中国辩证法”的工作效果自然不会是孙文的主张：认为现实是不能“跳过”的，而一味谋求主观批判上的认识自觉性。因此，上述教条也对中国语境之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规定采取了同等程度忽略的态度。致使其不能认识到，“或许，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思想中提供与中国哲学传统相应部分与之对话机会的最为重要的要素。”并且，“在这一对话过程中，发展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版本，这一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在毛泽东的思想中达到了成熟。”以致，我们甚至可以说，“现在中国流行的哲学术语‘辩证唯物主义’，不仅贯穿于哲学层次的对话之中，而且也已成为普通人生活和思维习惯中的日常用语了。”〔参阅田辰山：《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萧延中译，2008年，第1页〕这些自然是属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广阔的学科背景的规定。中国人以伟大的超越性文本和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和《资本论》研究品格，在科学运动风起云涌的19世纪和20世纪，已然创造了伟大的中国辩证法的历史与现实的工作语境。而在新世纪，又迎来和整体进入“保卫《资本论》”的研究时代。这就是中国人的工作特点：“坚持，继承，批判，发展，创新，提高”，“这是所谓‘当代经济学建设’之工作内涵。”〔参阅拙文《<资本论>在何种意蕴上是“史书”——兼析<21世纪资本论>的历史书性质》，《江汉论坛》2016年第5期〕一言以蔽之，从历史中批判，于文化、思维、语言中蕴存，其解放了辩证法的神秘性质，消除了公式主义的法则，将唯物辩证法认定为“循求相通”。并且，“正是在这样一种‘东方式逻辑’的框架中，毛泽东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必须变成与‘中国具体特点’相通的东西；马列主义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它与不同国家具体革命实践的‘相通’性。”〔参阅田辰山：《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萧延中译，2008年，第143页〕

⑦按刘森林的讲法：“这样，我们就获得了‘自然历史过程’的本质内涵：它既不是指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客观性的类同，也不是指社会发展遵循绝对必然性；不是指自然史与社会史在自组织的多样化这一内涵上的类同，而是指社会史总体结果上的非主体性，人类主体对社会客体运行的非调控性，即社会史的自在性、盲目性和无计划性。”〔参阅《超越“自然历史过程”——也论重新理解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哲学研究》1989年第10期〕

来源：《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