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能否扛起拉动经济增长的大旗？

在有关3G的争论中，3G对宏观经济的拉动作用一直是支持者论据中的一枚重磅炸弹。3G的鼓吹者们动辄拿3G与经济增长说事儿，更有甚者，算出了3G上马后对电信业产值、GDP、就业等方面的诸多贡献，巨额的数字让热情而简单的人们欢欣鼓舞，也甘心情愿为3G摇旗呐喊。或许是我们盼望经济增长的心情太过焦灼了，哪怕只是一滴清凉的露珠，也期待能从中品味出甘霖的酣畅。追求经济增长固然没错，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应该忘却智者的忠告：寻找增长源泉的心情再迫切，也不能被海市蜃楼的幻象所欺骗，更不该饮鸩止渴。面对3G，我们仍心存疑虑：3G的概念能否承载如此的重托？3G稚嫩的肩膀能否真正扛起拉动经济增长的大旗？

1 3G的经济学属性

3G作为一项新的电信技术，它的技术属性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在经济学分析中，我们有必要对3G所适用的经济学范畴加以界定和说明。鉴于常常因概念混乱而引起观点的分歧，我们就先从两个最基本的概念谈起。

（1） 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

熊比特在他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了创新概念和创新理论，并列举了技术创新（technical innovation）的具体表现形式，但熊比特本人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技术创新的定义。首次直接给技术创新下定义的是伊诺思。他在1962年发表的《石油加工业中的发明与创新》一文中提出，“技术创新是几种行为综合的结果。这些行为包括发明的选择、资本投入的保证、组织建立、制定计划、招用工人和开辟市场等。” 伊诺思的定义还是延续了熊比特的描述性说法，将技术创新的内容和具体表现形式加以总结。比较而言，林恩则是从创新的时序角度给出了定义，他认为技术创新是“始于对技术的商业潜力的认识而终于将其完全转化为商业化产品的整个行为过程。”直到80年代中期，技术创新经济学家缪尔塞通过对概念的整理和分析，将技术创新重新定义为：“技术创新是以其构思新颖性和成功实现为特征的有意义的非连续性事件。”这一定义突出了技术创新在两方面的特殊涵义：一是活动的非常规性，包括新颖性和非连续性；二是活动必须获得最终的成功实现。

我国学者在对技术创新的概念研究上也颇有建树。最常被引用的是傅家骥等人（1998）给出的定义：“技术创新是企业家抓住市场的潜在盈利机会，以获得商业利益为目标，重新组织生产条件和要素，建立起效能更强、效率更高和费用更低的生产经营系统，从而推出新的产品、新的生产（工艺）方法、开辟新的市场、获得新的原材料或半成品供给来源或建立企业的新的组织，它是包括科技、组织、商业和金融等一系列活动的综合过程”。这个概念虽不够简练，但它更加全面的反映了技术创新是一种求利性活动的本质，也涵盖了技术创新的多阶段特征和技术创新活动的具体内容。

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通常是两个被混用的概念，二者之间的本质差异也经常容易被忽视。在Johnston（1966）的一篇综述性文章中，对两个概念作了严格的区分。他认为技术进步可以看作是资本与劳动之外的“第三要素”，它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可以用来解释所有无法追溯到资本与劳动导致的产量增加的“剩余”（residual）。在Johnston看来，技术进步（technical progress）与以下词汇是同义的：“每单位投入的产出”（output per unit of input）、“效率指数”（efficiency index）、“技术变革”（technical change）、“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y productivity）等。技术进步是一种难以分析的宏观经济剩余，而技术创新是发生在企业或产业层面的，创新是一种微观概念，更容易被检验，因此，有时为了分析的方便，可以把技术进步在狭义上看作是个体创新的综合。但正如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存在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一样，在经济分析中，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也无法做到真正的融合。

国内学者在对两个概念的区分中也有独到的见解。唐五湘（1999）、袁庆明（2003）认为，技术进步就是通过一切创新活动，改良现有的生产方法以提高生产效率的过程。技术进步是一种现象，它由无数个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复合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进步应该被理解为技术创新的结果。

总的来说，推动宏观经济增长的应该是技术进步，这是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相一致的。而且技术进步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只能是一种事后的衡量，一项一般目的性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 ，GPTs），如发动机的发明，至少要经过几十年，它在整个经济中的影响及扩散效应才能得以完全显现（Carlaw和Lipsey，2001），因此能用模型加以描述和量化的，只能是过去的技术进步在过去或现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而技术创新是发生在企业或产业层面上的微观经济现象。尽管在分析中，为了落实到微观层面，可以把技术进步在狭义上看成是单个技术创新的复合结果。但技术创新只能描述现状，它的作用和影响（如果有的话）是面向未来的。因此，就单一企业或产业的一项技术创新而言，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可能微乎其微，作用的大小还取决于将会由此派生出的各种创新的互补作用，整个经济发展也正是由各项技术之间的互补性（technological complementarities）所推动的（Carlaw和Lipsey，2001）。而对于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是根本无法用经济模型所衡量的。

（2） 创新的分类

根据技术经济学的教材和文献上的记载，按照创新对象的不同，技术创新主要分为两大类：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产品创新（product innovation）是指企业通过创先获得并在市场上首次实现新产品商业化的过程，包括新设想产生、研发、设计与研制、商业化生产、营销服务和扩散等这样一个多环节沟通的有序活动。过程创新（process innovation）是指产品的生产技术的变革，它包括新工艺、新设备和新的组织管理方式。一般来说，产品创新能够制造产品的差异化，而过程创新可以降低企业成本。在企业和产业发展过程中，两类创新通常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英国Sussex大学的科学政策研究所是一家著名的技术创新研究机构，它们提供了一种基于重要性的创新分类：（1）累积性创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这是一种渐进的、连续的小创新，通常是在技术原理没有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基于市场需要对现有产品所作的功能上的扩展和技术上的改进。小创新中可能蕴涵着巨大的商业价值，此外，重大的创新也需要许多小创新的辅助才能充分发挥作用。（2）根本性创新（radical innovation），这种创新的特点是在观念上有根本性的突破，常伴有产品创新、过程创新和组织创新的连锁反应，可在一段时间内引致产业结构的变化，这种创新主要体现在对原有某一产品的替代。（3）技术系统的变革（change of technology system），这种性质的创新具有广泛深入的影响，可能影响到经济的若干部门而伴随新兴产业的出现，技术上可能伴随关联创新群的出现。（4）技术－经济范式的变更（change in technology-economic paradigm），这种变更既伴随许多根本性的技术创新群，又包含有许多技术系统的变更，它几乎影响到每一个部门并改变人们的常识，常常与经济周期相联系。

（3） 3G的定位

对照上述的定义和分类，不难看出，3G只是电信产业的一次技术创新。3G所采用的语音交换架构仍承袭了2G的电路交换，而不是纯IP方式，它只是在2G/2.5G的基础上，对语音和数据的传输速率的提高和传输质量的改进。采用3G技术之后，运营商在提供现有的产品和服务时，边际成本无疑是降低的。因此，一方面，从创新的对象来看，3G应该属于一种过程创新，同时，这种过程创新随后也可能会引起电信业的产品创新，使得原本在2G和2.5G下无法提供的高端数据业务成为可能。此外，3G的技术和概念都是由设备制造商们一手打造的，这也与现实中的许多观察相吻合，即产品创新通常源自最终产品的生产部门，而过程创新主要是由设备生产者发起的，而不是最终产品用户或其生产者推动的（Johnston，1966）。另一方面，从创新的程度上看，3G是对2G和2.5G“量”上的改进，而不是“质”的突破，因为它们背后的技术原理是相同的，所以，3G应该属于一种累积性创新。

综上所述，3G是电信业的一次累积性创新、过程创新，这种创新将在产业和企业层面引起震动，但也仅限于此而已。它所属的经济学范畴只是微观层面的企业和产业活动，对3G分析思路也应该遵循传统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中的经典理论和方法。任何的微观行为都将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但由此就将其纳入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显然是不恰当的，单凭简单的加减乘除得出的数据和判断显然也是不严谨的，在这种想当然的分析态度基础上所得出的结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

2 机会成本与利益之争

（1） 打破玻璃窗的寓言[1]

假想一个顽皮的孩子用石头砸碎了一家面包房的玻璃，当店主怒气冲冲地追出来的时候，孩子早已逃之夭夭了。周围围观的人群中似乎有人学过经济学，他们安慰面包师说：“不管怎样，不幸的事情也有它好的一面。至少装玻璃的工人可以有活干了。一扇新的玻璃窗大概值250美元吧！这可是笔不小的数目。如果从来都没有玻璃窗被打碎，那装玻璃这个行当会怎样呢？……”照此推理，这一观点会被无限制的延伸下去。装玻璃的人可以有250美元支付给其他行业，而这些行业又可以把这250美元支付给更多的人，这样不断流动，没有尽头。于是这扇被打破的玻璃窗便在一个更广的领域内为人们提供了货币和就业机会。按照这些围观者的逻辑得出的结论就是，那个扔石块的顽皮孩子不但没有对社会产生危害，反而还造福于公众。

仅凭直觉，我们就能判断出这种结论是非常荒谬的，但觉得上述的推理似乎又有些道理。让我们再重新审视一下这个推理的过程，至少围观者的第一个结论是正确的。这个小小的恶作剧的确给装玻璃的人带来了生意，装玻璃的人也从中获得了好处。但是店主却可能因为不得不修玻璃窗，而动用了原来准备买新衣服的钱，因此他损失了享受穿新衣服的效用，而他换来的还是一扇本不需要更换的玻璃窗。装玻璃的人有了更多的生意，但这却是裁缝们的损失，根本没有新的就业机会被创造出来。围观者只看到了表面的相关者：店主和装玻璃的人，却忘记了玻璃窗背后从未露面的裁缝。

（2） 机会成本

玻璃窗的故事看似与3G的问题毫不相干，其实将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就是机会成本的概念。因为资源都是具有多种用途的，而资源一旦被投入某种用途，所放弃的在其他用途中所能获得的最大收益就是机会成本。机会成本，这个经济学中最基础的概念，却总是有意无意的被忘却或扭曲。

力主3G上马的观点中，大部分都认为3G的产业链条很长，所需投资巨大，因此可以拉动GDP增长并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持这种观点的人其暗含的假设就是社会资源的机会成本很小甚至为0，这显然是不符合现实的。如果说“3G创造就业机会”也能成为支持3G上马的理由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就业”恰恰是3G发展所需的成本而不是收益。凯恩斯所谓的“挖坑可创造就业和GDP”的言论，只适用于大萧条时期——经济发展几乎停滞，所有的资源（包括劳动力）均处于闲置状态，此时需要一种外在的推动力，将经济送入正常的循环轨道。但在国家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资源在任何部门的投入都能带来一定数量的产出。3G所需如此大规模的投资，投到哪个产业都会产生相应数量的GDP和就业机会，其中最大可能数量的产出就是资源使用的机会成本。在一个均衡经济中，某个给定产业的发展一定是以其他产业发展的牺牲为代价的。在任意时刻，生产要素是有限的，发展某个产业所需的资源必然是从其他产业中释放出来的。有意夸大收益并不计后果的支持某个产业的发展，必然引起其他产业的收缩。鉴于发展前景的巨大不确定性，3G可能正是那个扔石子的顽皮孩子。因此，在不考虑资源的机会成本的前提下，盲目把大量人力、物力投入到电信行业，社会资源非但无法实现最优配置，还可能导致巨大的浪费。

（3） 3G经济，谁的经济？

有人说“3G之争的实质就是利益之争”。事实的确如此。正因为3G牵涉的部门众多，其中的利害关系千头万绪，才导致在这场争辩中听到了如此多样化的声音。

先来看看在位的移动运营商——移动和联通的立场。电信网络是电信产业链条中的必需设施（essential facilities）和瓶颈部门（bottlenecks）。现有的两家网络运营商凭借其得天独厚的资源所造就的市场势力，牢牢的掌控着产业链上的丰厚利润。尽管两大运营商之间的市场竞争已日趋激烈，但这种竞争只是静态意义上的、为了瓜分市场份额的竞争；从动态意义上看，通常可从技术创新的发生、采用、扩散的角度来考量，这种竞争还远远不够。鉴于网络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性，运营商们没有动机投入大量研发支出和固定资本投资进行技术和设备的更新，更多的是寄希望于挖掘利用现有网络的规模经济性，在尽可能不触及物理网络的情况下，不断降低成本以牟取利润；他们所偏好的“竞争”是支持并促进产业链其他环节（如互补品或投入品市场）的竞争，然后凭借其相对的垄断地位，攫取其他市场的竞争收益。此外，3G与2G并不是互补性技术，而是具有相当程度（尤其语音业务）的替代关系，短期之内，3G业务量的增加大部分可能源自2G收入的转移；大多数移动用户对3G的态度还不明朗，用户的转移也非一朝一夕之事，企业内部数网并存、新老技术的竞争也给在位的运营商带来了“左右手互搏”的难题。联通在GSM和CDMA双网竞争中已尝尽了苦头，此时再谈3G更是不堪其扰。因此他们的理性反应必然是极力推迟或反对3G。

再来看电信、网通等潜在进入者的态度。他们一直对移动通信市场虎视眈眈，3G牌照的发放将给他们进入这个市场的机会，而凭借他们在固网上的优势，必将在通信市场的逐鹿之战中大有作为，而我国电信业的竞争格局也可因此改写。毫无疑问他们是3G的积极倡导者。

而作为产业链上游的设备制造商，必须从网络、设备的不断更新中获得订单，他们是鼓动这起3G争端的“军火商”。尤其是国外大型的设备制造商，他们希望能从全球的3G建设中大发横财。事实上设备制造商往往也是电信产业技术变革的发起者和原动力。

可见，3G并不是一场多方共赢的博弈，其结局必定是有人欢喜有人忧。不管支持还是反对，总会有意无意落入利益之争的陷阱。支持者会被看成设备商的代言人，反对者又被认为是移动、联通的卫道士。即使是打着拉动宏观经济增长的旗号，也不能免俗，最终还是沦为通信产业和部门的马前卒。面对3G，盲目的技术崇拜和自欺欺人的GDP情结都是不可取的。为了避免为他人做嫁衣的尴尬，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尝试的勇气和热情，更需要严谨的态度以及具有科学性、公信力的分析框架和决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