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引用张三李四在2005-12-24 13:07:08的发言： 我不认为除了传染病之外的普通医疗服务是一种“公共品”，比方说，一个肾炎病人，谁治疗，谁受益，谁支付。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全无分离，哪里来的“外部性”？既可以清楚界定排他性私人产权（而且这种界定毫无成本），又是竞争性耗费社会资源，怎么就成了“公共品”了？这一点，还是医生出身的古典经济学家威廉佩第说得清楚：健康是一种人力资本。事实上，疾病作为一种人力资本，同样是天然私有的。
凭空说什么什么是公共品这种贴标签式论证方法的恶例，始于萨缪尔森。一方面，他没有严格的区分具有明显外部性的传染病和根本不具有外部性的普通疾病，而这是两种经济性质完全不同的物品。另一方面，他在论证健康服务“不完全的非竞争性”时，不小心地忘记了医生的人力资本租金本身就是成本（确切说，这是准租，但萨缪尔森的分析是一个短期分析），经济学成本并不一定是指“耗费”，而是指机会成本，租金是成本，这一点在马歇尔那里就已经清楚地指出来了。
而阿罗论证的医疗市场因信息不对称偏离标准市场，这是在同一种根本不存在的状态作比较，在那种状态下，差不多共产主义都可以是现实了。如果信息是稀缺的，人力资本是稀缺的，那么（基于市场和私人产权）的激励就是非常必要并且有（帕雷托）效率的。既然不可能人人都懂医，那么让一部分人在医学方面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另外一些人支付信息租金，这种基于分工的信息租金的存在就是有效率的，相对于人人学医，显然这样更节省信息成本。
况且因分工而产生的信息不对称，在所有行业都存在，难道这些行业都应该由政府来干预么？
因此，我的看法是，在效率层面，除了传染病之外，政府没有任何理由对医疗服务行业进行任何干预，而在公平层面，通过政府办行业来实现公平目标，显然还有更好的方式。
我是做医生的，但我扪心自问，这些阐释并不涉及到我的个人利益。
现在的世道，如果一个患者不懂些医，那么就会有可能遭受医生的欺骗。因此我们并非指望医生来解决我们关于医疗信息的不对称问题，是否存在医生，对我们解决这种信息不充分与不对称，没有太多帮助。相反，在许多时候，我们反而遭受医生的误导与欺骗，从而使许多患者既掉了钱财又掉了性命。
如果患者能够获得更多的选择，那么患者就会懂得更多，就会免受信息不对称之苦。所谓“久病成名医”，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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