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凌晨2点，在留下了6页遗书后，浙大的涂序新博士走上了他所居住的浙大综合楼顶楼。就在跳楼前6天，他还提交了申报副教授职称的相关材料。据报道，1977年，涂序新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少年时代到青年时代，他一直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高中毕业保送进入清华大学水利系，“9-11”之前顺利拿到签证，全奖学金就读于美国西北大学土木工程系，6年后拿到博士学位，留校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两年。据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提供的材料记录，涂序新是今年1月通过电子邮件与该学院岩土所联系的。今年4月，浙大的录用通知发到了涂博士手上。浙大的电子邮件中，确认给涂博士提供教职，但并未明确具体的职称。6月初，涂博士提前结束了美国西北大学的博士后工作回国。涂博士属浙大“1311计划”引进的1000名学术骨干之一，每月扣掉房租到手收入2000多元。在位于浙大紫金校区的教师宿舍区里，还预留着近百套没有出售和分配的住宅。不过，那些都是给“大师”们准备的。浙江大学分管人事的朱晓芸副处长告诉记者，涂博士的待遇按讲师发放，并且给他提供4万元的房贴，支持他在杭州购房、安家。然而，这也许只是一个理想状态，涂博士的女儿不久就要上幼儿园了，现在国内大城市的幼儿园收费不菲。涂博士跳楼前，留下了6页遗书，遗书里，他没有责怪任何人。不知何故，他留下了这样一段话：“在此时刻，我认为当初的决定下得是草率的，事后的发展完全没有预计，感谢一些朋友事前的忠告。国内学术圈的现实：残酷、无信、无情。虽然因我的自以为是而忽视。”

    看了这个报道以后，我感触颇深。自己当年不是也像涂博士一样，头脑一热，毅然拒绝了法国导师的挽留，不管不顾地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家乡。当时，我也是认为自己可以被聘为副教授，甚至在听到好几个评委问我是不是来申请教授的。不过，很快我就体会到了涂博士所说的现实——“残酷、无情”了，按照北医的规定，只能聘为讲师。讲师的工资只有1000多块，生活很艰苦。不过，北医并非“无信”，陈老师和系领导也对我很关心。尽管，生活艰苦，最囧的时候，一家3代5口人，睡在一套很小的二居室里，但是我经受住了考验，过来了，终于等到了发挥自己能力的机会（尽管这个机会那么短）。2003年1月，陈老师送我到香港进行肿瘤疫苗的合作研究，可是一到那里，就遇到了非典，我终于有了机会为国出力，于是不顾个人的安危，冲到了SARS研究的第一线。当时，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先后出入淘大花园、玛丽医院、北大医院和302医院等地方，追逐着SARS的身影，常常做实验到深夜。当时，我进行研究没有任何的防护。终于，我和陈老师、香港科技大学的谢雍教授以及北大医院的徐国宾教授一起，率先发现了人体存在着抗SARS病毒的特异性CTL应答，并首先发表了识别的表位。该成果不仅获得了国际的认可，被邀请在IUIS的国际学术大会上进行口头报告，而且被美国传染病与过敏疾病研究所借鉴成为评估SARS疫苗效果的指标之一。不过，我当时还是没有认识到我们国家评价科学工作的真谛，只认为取得成果就够了，随便找个杂志发表就可以了。其实，这很傻，很天真，以至于现在我的学生都能理解的SCI分数，在当时我的眼里只是“愚弄中国人的指数（Stupid Chinese Index，SCI)”而已。我们取得SARS的研究成功以后，很多SCI收录的杂志都邀请我写有关的文章。但是，我认为，我们的成果以及SARS的进展决定了，我们发表的论文已经够多了，所以我们也没有继续发表下去，因为没必要浪费社会的资源和大家的时间。当然，SARS研究的成果，已经足够让我当上了副教授。今天，虽然我明白，SCI分数是我国评价科学成果的唯一标准，我仍然为我当初的决定自豪，我不会成为SCI的奴隶，靠SCI分数获得教授，甚至院士的科学家，是否也是一种“高分低能”呢？我只知道，我们的这些“高分”科学家被SARS吓破了胆，现在连再普通不过的H1N1流感都不能勇往直前，站在追逐瘟疫研究的前列，造成了国家的巨大损失和人民的心理恐慌。

   
我为涂博士而惋惜，他并不是唯一的失败者。严格的讲，他不是失败者，他敢于抗争，我们应该都记住他的名字。我为涂博士而惋惜，他并不懂，回国前与接收单位谈判是多么重要的事，我知道，在我之前和之后，都有从国外回来的人直接当了教授和副教授，享受了很好的待遇，也有人和我一样享受着低级的待遇。浙江大学也说了，他们有房有待遇，但是给“大师”（希望不是李洪志那样的）的。我想，这指的就是深谙谈判之道的大师们了。我为涂博士而惋惜，他并不懂，现在我们的大学和国家，需要的是SCI分数，而不是科学家本人。现在，不是刚刚解放的时候，那时候国家更需要科学家而不是分数，所以钱学森可以成为大师，而现在的大师其实就是高分的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