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存在”概念对应“being（英）”、“sein（德）”，在汉语里还找不出一个合适的字眼来完整表达其中“有”、“是”、“在”这三重含义，用“存在”这个词，或者用“有”、“是”、“在”这三个字中的任意一个都不准确、不全面。许多学者都认为这是中国文字的贫乏，或者是思维习惯的特点，甚至是智力水平的欠缺。其实，也无须自惭形秽，这也反映了西方文字的贫乏，明明是三层意义却不找出三个词来分别表达。擅长分析的西方哲学恰恰没有实现对存在概念的分析，没有能把它分析为三个概念；同样，擅长从相互关联上把握对象的中国哲学反而缺少了对这三个概念相互联系的综合，也没有形成对这三个概念实现统一的概念。相比之下，更有效，更容易成功的方法当然是分析方法，只有找出这些概念之间的差别，甚至找出它们差别形式的来源和演变过程，才可能真正理解和定义这些对象。
    哲学一方面声称自己的任务就是研究“存在”，一方面又受制于“存在是不可定义的”这个成见。之所以形成这样两难的局面，首先基于“存在”是最普遍概念的假定，用普遍性程度更低的概念或者用最普遍概念本身来定义最普遍概念当然是不可能的；其次，哲学是使用抽象方法获得“存在”概念的，然而，直到“进化论”、“大爆炸宇宙学”出现之前，西方主流社会意识中，特别是在宗教意识的禁锢下，都默认世界从来就是这样的，不可追问起源。因此，一切从来就“有”；始终“是”那样；永远“在”那里；存在是绝对的。在最抽象意义上，这四个概念重叠在一起，失去了分别的可能和必要。
    尽管我们可以从两千多年前许多经典文献中，例如从《大佛顶首楞严经》第四章中读到关于宇宙起源的系统推理与猜想，尽管现代科学打开了探讨宇宙进化的大门，但是，要将“存在”与时间联系在一起，要改变已经形成的主流语言体系、文化体系和概念体系还极其困难。好在我们生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没有了宗教裁判所和火刑的恐惧，顶多可能招来几顶“狂妄无知”的帽子或者一事无成的失落，更多的科学知识成果使我们有条件沿着先哲们在沼泽中留下的路标继续探索。
基本方法是：把进化论贯彻到底，探求所有对象的发生和起源。这样，“存在”、“有”、“是”、“在”…… 就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在发生史上展开来的有时间意义的范畴序列。
    如果世界真是有起源的，那么，起源之处就是最普遍之处，就是当时世界的全部；而且起源之处、之时的状态就是将来最普遍的规则和范畴，也就是存在本身，就是所谓“全集”。前面我们曾经追朔到的“纯粹差别、纯粹差别者、纯粹存在”的重叠状态，也就是这样一个全集。这样的全集是一个没有内部构造和外部环境的寂灭世界，也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所能理解的是脱离这个极限的具有具体内容的世界，具体世界。所以，我们向起点追溯的工作不可能达到极限，只能在接近极限的某个具体位置上停下来，因此我们得到的“存在”概念都不是纯粹的存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不可定义的、全集意义上的“存在本身”，而是一个具体存在者的存在。这个具体存在的概念相对之后的进化具有一般性、普遍性，相对理想中的、极限状态的存在本身具有特殊性、个别性，因此可把这个具体存在看作是“纯粹存在”的进化、展开形式。具体存在只是作为全集的纯粹存在的一个微小的局部，这样，纯粹存在和具体存在就成了相对者，就可以成为相互定义的立足点，“存在”就不再是不可定义的了。
    将纯粹存在作为与“无”没区别的“有”，与这个纯粹的、抽象的“有”相对立的是与无区别着的有、具体的有，这就出现了差别与差别者的差别。
尽管此刻的差别还是抽象差别，还没有明确的、更进一步的差别形式，但是普遍联系中已经出现了不均匀，这个最初的不均匀标志了存在从抽象中发生，成为了有，成为了有意义的范畴；
    具体差别的具体性内容其最小增量就是这个世界最初的差别形式本身，由此开始，差别形式逐渐积累起来，积累的过程无论是暴涨式的，还是平稳连续的，但终究是发展变化的；
    特定的差别形式就是特定的是其所是，而特定的是其所是必然处在普遍相互作用环境的某个具体位置，处于具体的在其所在中。可以把是其所是简写成“是”，把在其所在简写成“在”，那么“是”和“在”两者并没有实质的差别，只不过是同一对象的两个不同的表述角度；
    只有当是其所是与生成自己的在其所在发生分离，差别形式本身再次作为差别者之后，只种分离的次序更突出地表现为时间性，是新的差别形式，这种分离的间隔形式也更突出地表现为空间性，也是一种新的差别形式。此时此处与彼时彼处成为了差别者。差别者的是其所是和它的在其所在各自开始成为相对独立的范畴，分别具有了各自不同的意义。
    至此，“存在本身”、“有”、“是”、“在”被展开成为一个时间序列，成为不同意义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