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
两个月前读了刘国光同志在7月15日的谈话《刘国光谈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前几天又见到他11月23日在一个研讨会上的发言。在7月15日的谈话中,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被边缘化”“感到忧虑”,并分析了出现这种状况的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还就意识形态领域的两种迷信、两种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经济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经济学教学是意识形态教育还是分析工具教育,关于经济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改革与发展的理论指导等问题,作了广泛的论述。最后还提出了克服经济学领域一些倾向性问题的意见。在11月23日的发言里,他因媒体没有对他的7月谈话作出积极反应大发牢骚,认为媒体四个月来“再次集体失语”。对《经济研究》杂志在他讲话三个月后的10月才发表他的谈话,谈话内容不上封面提要,也大为不满。使他恼怒的,还有国务院某机关的报纸没有发表他的谈话,广州某报不刊登对他的访谈。他甚至把这一切归结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学教学研究和经济决策工作的指导地位的斗争,宣称这“是很艰巨的,是持久的斗争,我们要坚韧不拔地进行下去!”
如果说我们从前一次谈话里感受到的是一种书生气、学究气的话,那么,读到后一次发言所感受到的,便是强烈的官僚气、学阀气了。为什么《经济研究》10月份才发表谈话,而且谈话提要没有上封面便感到恼火了?为什么抱怨国务院某机关的报纸没有发表谈话?为什么因为广州某报不刊登访谈就生气?报刊有自己的考虑和选择,任何作者都无权要求报刊必须发表自己的文章,为什么他就那么特殊呢?无非因为他曾经当过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有地位,有名望,所以对那些报刊敢于怠慢或拒绝发表自己的文章便可以勃然大怒。至于把这种小小的纠纷提高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斗争,而且是艰巨的持久的斗争,就更加荒唐了。他不仅自封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代表,而且把那些怠慢自己的报刊贬斥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是不是太过分了?
在7月15日的谈话里,刘国光通篇都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自命,这是可以理解的。我赞赏他捍卫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积极性,但对谈话中的某些观点却不敢苟同,特别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被边缘化”的内外因的分析。其中外因第一条便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产阶级亡我之心不死,中国社会主义是美国继苏联之后又一个要消灭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既定的,所以美国不断地对我们进行西化分化。”这些谰言在十多年前苏联崩溃后曾一度甚嚣尘上,当时的宣扬者以防止和平演变为藉口,反对深化改革,很多讲话文章,大会小会研讨班,都大谈帝国主义旨在亡我的和平演变。但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就销声匿迹了。近年来这些喧嚣一时的谰言又再度泛滥,这里的玄机不难窥测,无非是用来作为拒绝政治民主化和新闻出版自由的挡箭牌罢了。刘国光居然把它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的头条外因,不但没有什么说服力,反而流于滑稽,贻笑大方。
刘国光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的内因时,提出四点:第一,高等院校经济学的教育方针不明确;第二,教材问题;第三,教师队伍、干部队伍的问题;第四,领导权问题。这四条原因都有一定道理,但我认为它们都是外因,不是内因。真正的内因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队伍本身的问题。在批判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大潮面前,很有一些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随波逐流,既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谈不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了干巴巴的教条,甚至变成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假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不亦难乎!
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问题,可以用剩余价值理论来说明。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毕生的两大贡献,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全部《资本论》,基本上是围绕剩余价值理论这个核心旋转的。讲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无疑应该以剩余价值理论为重点。十几年来常见批评剩余价值理论的文章,认为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已经过时,但起而反驳的却不多。批评者指责马克思只承认体力劳动,不承认脑力劳动也参与创造价值,这显然与事实不符。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指出:“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或智力的总和。”“劳动过程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了。”他在《剩余价值学说史》里也谈到: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就是一切加入商品生产的劳动-----,不管这个劳动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他还特别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直接劳动在量的方面降到微不足道的比例,----同一般科学劳动相比,同自然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相比----,都变成一种从属的因素。”并且明确提出了科学是“脑力劳动的产物”的命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0页、第555页,第26卷之三第476页,第46卷下第212页,第26卷之一第377页)他还提出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概念,肯定“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承认经理人员的“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这是一种生产劳动”。(同上第23卷第58页,第25卷第431页)这些材料说明,马克思在他的剩余价值理论里,已经对后世的驳难者保留了充分的辩护词。劳动创造价值,既包括简单的体力劳动,也包括复杂的脑力劳动;既包括普通劳动者的劳动,也包括科技人员和从事管理的企业家的劳动。当然,在马克思的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远没有达到今天的水平,马克思对这个问题只能作出原则性的判断,因而对脑力劳动在生产中的重大作用强调不够。我们应该用资本主义世界一百多年来的实际材料充实剩余价值理论,而不应跟着诘难者随声附和。
有的人说,创造价值的不止是劳动,资本、科技、知识、管理等等都参加了价值的创造。这是把劳动和劳动者混淆起来了。不错,转化为生产资料的资本和科技及经营管理者都与劳动者一起参与了劳动的过程,但这些生产要素只有结合起来,进行劳动,才能创造价值。劳动是这些生产要素相互结合的运动过程。只有这个运动过程才能创造价值;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等要素如果不结合不运动,永远也产生不了任何价值。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然而,前几年却有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说:“股市也能创造价值。”这简直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莫大讽刺!
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问题,就剩余价值理论来说,世界资本主义一百多年来的发展,为剩余价值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实际材料,特别是关于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马克思所描绘的剩余价值的产生和分配,主要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资本主义一百多年来的巨大发展,特别是进入信息时代以后,剩余价值理论确实面临许多新的课题,需要我们作出新的回答。至于剩余价值的分配,早已由资本主义独占剩余价值转入剩余价值分配社会化的时代。随着资本社会化、社会福利普遍化和工人阶级有产化,以及职工持股、期权制、奖金制、分红制、证券市场等经济现象的出现,剩余价值的分配,呈现出一幅丰富多彩的画面。如何从理论上阐明当代的剩余价值的分配,既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以发展来体现坚持与捍卫,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工作者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到目前为止,有哪位经济学家在这方面作出了应有的努力?
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作伪,更是有目共睹,只不过大家习以为常罢了。它的最典型的标本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或称之为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长期以来,以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范本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把苏联和中国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系统化、理论化,大谈其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改革开放以后,又增加一些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容。请问,这样拼凑起来的“理论体系”,能够受到学生的欢迎吗?按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是:生产力高度发展,劳动者在自由联合的生产企业里,既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又享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树立于其上的政治文化上层建筑,无疑应该是民主的政治、自由的文化、平等的社会。请问,苏联是这样的社会吗?十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苏联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它在列宁去世后便逐渐成为一党专政的、既垄断了生产资料所有权、又垄断了政治权力、垄断了真理的专制国家。如果说它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话,那也是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式的国家,落后于资本主义的国家。从经济理论上看,把国家垄断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生产方式称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把国有制说成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全民所有制,把等级工资制说成是按劳分配,都是直接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谬论。用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谬论编排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亵渎,它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这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自己造的孽,怪不得别人。
刘国光同志在他7月份的谈话里,只看到教育方针、教材,教师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却没有看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队伍自身的问题,当然也就找不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途径。目前,经济学在我国被称为显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应在改革开放、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大显身手,大有作为,为什么反而日见式微呢?这既不能怪高等学校的教育方针、教材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够重视,也不能埋怨西方经济学在我国大行其道,更没有理由归咎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要怪只能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自己不争气。从目前我国经济学科的教学与研究情况来看,刘国光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但他的忧虑没有切中肯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工作者只有从自己做起,认真总结资本主义世界一百多年来的发展经验和教训,吸取西方经济学的精华,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能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应有的贡献。为此,首先需要摆脱斯大林主义经济学的枷锁,放弃自以为是的霸气。刘国光在11月里所发的牢骚,其实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共同毛病,就是自以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只埋怨别人不尊重自己,不愿倾听自己的见解,却不愿反躬自问,自己贩卖的是什么样的货色。采取这样的态度,怎么能够占领经济学的教学与科研阵地?还侈谈什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
何以解忧,唯有自救;不必牢骚,虚心求教。我想,这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振兴之道吧。
2005年12月13日
对国际价值理论与量化方法的进一步研究
丛培华
拙著《国际价值论》①出版十年多来,一方面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一方面也感到未被学术界充分理解,其主要原因可能是用较多的数学语言和公式代替了文字表述,也可能与我国部分经济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知识结构有关。在原有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侧重于对马克思和李嘉图的有关理论与量化论述,加以分析、引申、扩展。既深化对这些论述的认识,又可澄清对这些论述的误解。同时从方法论角度对国际价值量化问题做进一步的研究,以不断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和国际价值论。在论证方式上尽量少用数学语言、不用数学公式。
一、总体尺度:两种意义的劳动强度
马克思对国际价值问题的论述,精彩、深刻又比较集中的篇幅是在《资本论》第二十章《工资的国民差异》中展现的:“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中等的劳动强度,在这个强度以下的劳动,在生产一种商品时所耗费的时间要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以不能算作正常质量的劳动。在一个国家内,只有越过国民平均水平的强度,才会改变单纯以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价值尺度。在以各个国家作为组成部分的世界市场上.情形就不同了。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因此,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而这又表现为更多的货币。
但是,价值规律在国际上的应用,还会由于下述情况而发生更大的变化:只要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国家没有因竞争而被迫把它们的商品出售价格降低到和商品的价值相等的程度,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
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那里的国民劳动的强度和生产率,就越超越国际水平。(
上面马克思的话,没有区别不同产品,应该理解为是从总体上讲的。 在“情形就不同了”之前,假定各国内不同空间上生产条件相同。各国各自的中等劳动强度,没有世界平均的劳动强度单位作为计量标准,只有一个“单纯以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价值尺度”作为参照系,可称为劳动的时间强度。在一国内,劳动强度的差异,表现为劳动熟练程度或简单与复杂的差异。对于同一种产品,劳动强度的差异表现为劳动者所创造的使用价值量和价值量的差异;对于不同产品,只要把不能直接比较的不同使用价值用价值尺度综合起来,也表现为使用价值量和价值量的差异。因此,只要劳动的时间强度相同,同量劳动时间内的劳动,就会创造出同量的使用价值和价值。
在“情形就不同了”之后,面对的是各国总体生产条件存在差异的现实情况。劳动强度概念在这里改变了参照系,由单位时间变成了单位产品。概括上面马克思的论述,从量的角度上,明确表现了用劳动强度表示的劳动量和产品量、价值量、货币量之间的正比关系。这里的价值量、货币量也应当都是用同一标准的尺度计量的。
举例来说,由于生产条件的差异,同一个劳动者,在A国经营一定数量的土地,每年可收获粮食x吨,在B国经营同样面积的土地,每年可收获与x不同的粮食y吨。这里是同一个劳动者,也就不存在劳动的时间强度的差异。两国将他们的粮食都拿到国际市场上来卖,在他们的同量粮食内.凝结着不同量的劳动,从而表现为不同的国别价值。但他们只能按照同一个价格来卖。同样时间强度的同量劳动创造同量使用价值和价值在一国内成立,在这里不成立了。国际这个“场”,以使用价值为标准,把各国时间强度相同的劳动量,扭曲为不同。就象光线在引力场中变为曲线一样。马克思用“算作”一词表述这一现象,是对国际市场上客观事实的正确认识。实际上,马克思前面说的各国不同的中等劳动强度,也是经过市场折算了的。不然,它们就不会与产品量、货币额成正比,在第二部分的例子中我们会看到这种不成正比的情况。因此只有在统一的产品参照系下的不同劳动强度,才能加以平均。不同质的事物是不能直接比较的。
马克思虽前后都用劳动强度一词,但对应于总体生产条件相同和总体生产条件存在差异这两种情况,其内容已有变化,或者说是不同层次上的劳动强度。马克思在别的地方曾用“比重较高的劳动”、“质量较高的劳动”来表述比较发达国家的劳动。在这里为便于区别,根据其意义,将后者称之为劳动的产品强度。认识劳动强度意义的这种区别,对于理解马克思的话具有重要意义。各国劳动产品强度的差异,除由上面例子中所包含的土质、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差异决定外,还有总体地理条件以及矿产资源的贫富、原有劳动手段的数量和质量即科技水平的差异等,这里不加详述。
这样,在国内,我们遵守的是同等时间强度下同量劳动创造同量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原则;在国际市场上,我们则遵守同等产品强度下同量劳动创造同量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原则。
现在,可以考虑用各国的平均数形成的那个阶梯上的变量,来计算世界劳动强度的平均单位。在各国内,各种商品并没有贴上劳动量的标签,在国际市场上也是一样。从劳动量的绝对值角度寻求国际价值的量化方法,理论上可以,实际上无法操作。但我们知道劳动量和产品量、价值量、货币量之间的正比关系,各国每个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形成一个阶梯,每个劳动者生产、创造、实现的产品量、价值量、货币量也会表现为同样的阶梯。这里“每个”的意义是抽象掉了国土、劳动力等规模因素。那就可以从别的方向间接地来表现这平均单位。间接的方法往往使用与研究对象有确定性关系的指标,并采用相对数的方式。在一国内,马克思就是用相对价值形式的。参考其它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里常用的方式,可从方便计算和科学表述的角度出发,人为地规定计量单位。
上面马克思是假定各国生产条件在总体上与各种商品上存在着相同程度的差异,这是为了从总体上说明问题而设立的。我们可把各国共有的m种(可称为一篮子商品)、或其中的多种、或某一种单位商品作为一个使用价值单位,令其中所包含的劳动量作为一个国际价值单位,可记为I。为了方便,可用1、100或其它数字表示。这时,各国各商品间的交换比例相同。用交换比例作为同度量尺度,按上述国际价值单位综合起来的使用价值总量与价值总量表现为同一个数值。各国的这项指标可直接比较。确切地说,真正可比的,是净产品和劳动净收入v+m,而不是总产品和总收入c+v+m。这样,各国按劳动净收入计算的劳动生产率与其世界平均数的差异,就代表了各国劳动的中等强度与世界劳动平均强度的差异,劳动生产率的世界平均数,就代表了世界劳动的平均强度。
前面假定一国内空间上不同地区生产条件相同,是为了简化分析而设的。实际上受到人员和资本流动成本的限制,以及存在着地理位置、交通等条件的差异,一国内特别象中国这样的大国,各地区间也会存在着总体劳动产品强度的较大差异,甚至同一个村庄也有土地贫瘠与肥沃的差异。由于使用同一种货币,这种差异就表现为人均收入的差异。在比较收入差异的具体操作中,对价格水平有差异的地区,用地区间物价比较指数消除掉价格水平的差异即可
二、相对价值:由李嘉图的2*2推广至m*n
由上面的抽象到这里的具体,各国的生产条件不仅在总体上也在各种产品上存在着差异。这就需要用符合实际的方法从量化角度来表现其相对价值的差异。各国生产条件在总体上的差异,表现为总体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各国生产条件在各种商品上存在的差异,则表现为总体内部价值结构或价格结构的差异。上面引用马克思的话中,有一个注(64a),在该页下说:“我们将在别处研究,哪些和生产率有关的情况能够在个别生产部门使这一规律发生变化。”③根据整体意思分析,他指的应该是相对差异。
到这里,应该提到李嘉图了。在他之前,斯密用假设的劳动量绝对值表现的绝对成本优势理论,只能粗略地说明国际贸易利益的基础,无法再做进一步的分析。当一国在两种产品上都处于绝对劣势时,能否从国际贸易中获益?斯密的理论无法回答。李嘉图假设的情况是:两国每单位呢绒和酒所耗费的劳动量分别为:葡萄牙90和80,英国100和120。他的方法是:分别以对方劳动量为100,则各自指数分别为葡90、67,英111、150,指数小者即比较成本为低。这就是著名的比较成本学说。这里两国两单位商品劳动量之和分别为170和220,根据第一部分的分析,它们是不同质的量。这里可以认为那是两国各自记录、平均的结果。就象我国过去的人民公社时期,比如两个生产队,产品量相同而工分不同从而工分值不同一样,对两个生产队在总体上加以平均只有计算上的意义。若要根据平均的结果把两个生产队的产品重新分配,工分值高的生产队肯定不同意。对李嘉图的例子来说,若据上面劳动量数据分别计算各商品平均价值,再确定实际交换比例,肯定有一国不愿意,因为那个国家应得的相对利益减少了、没有了或倒赔了。他可能会说,不行!你们的价值尺度与我们的不一样!因此,必须在总体上先折算、抽象为同样的量,如1、100、170、220等,均可。
实际上,指数不同,皆因两国成本结构有异,与其绝对值无关。在第一部分各国生产条件在总体上与各种商品上存在着相同程度的差异的情况下,各国各商品间的交换比例相同,或者换一个角度叫做价值结构相同,不论以那国单位产品价值数列为基数,另一国各商品对应的指数即比较相对数都是一样的,这样的数列叫等比数列。简言之,指数相同是交换比例或价值结构相同的同义语。反之,当存在差异时,指数的差异就反映着比例、结构的差异。
就上例而言,将两国两商品之劳动量均视为100,则两国每单位呢绒和酒所耗费的劳动量分别表现为葡53、47和英45、55(小数四舍五入)。此100即为总体国际价值尺度单位,而两国各商品之相对价值及其优势、劣势与交易格局在同一总体尺度下可直接比较,一目了然。由此,可将李氏2*2模式推广至n*m模式,即n个国家、m种商品。据此制成一张n*m的一览表,则各国各产品的相对价值结构与交易格局,也可一目了然。上面各商品的相对价值,以各国某单位商品的劳动量与m种单位商品劳动量之和相比即得。某国某独有产品同样使用这一方法,只不过它的单位劳动量或价格不包括在算式的分母当中,这可叫做外比法。
上面这样的总体相对价值形式,抽象掉了劳动量绝对值,又能反映出各国之间由生产条件的相对差异所决定的相对价值差异。这对应于国际市场上这样一个客观事实:不承认总体上一篮子商品包含的国别劳动量的差异,只承认总体统一尺度下各商品的相对价值差异。当各国各商品用各自的本币表示其价格时,这样的总体相对价值形式,把各国共有的m种单位商品中所含的劳动量绝对值与外表币值之差异同时都抽象掉了。就其意义来说,总体劳动量绝对值的差异,体现了各国总体生产条件和劳动者素质的综合差异。而币值差异则是没有实质意义的,只是沿袭了各国不同的历史习惯而已。
现在回到前面的例子。第一部分已经说过,各国的商品并没有贴劳动量的标签。实际交易中使用的是一般等价物---世界货币。交换价值或价格,是对商品背后的劳动量相比较以后形成的相对价值形式,已经抽象掉了劳动量的绝对形式。李嘉图使用了比较相对数的形式,他已经认识到两国不同质的劳动量不可比,为抽象掉劳动量的绝对形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他没有认识到,分别以对方对应商品的劳动量为100,因其存在相对差异,不是同质的尺度。只有其相对价值在各国相等的商品,才是同质的尺度,在这里是一篮子商品,后面会看到,那种商品就是黄金。李嘉图也没有想到,比较相对数的差异是由交换价值或价格结构决定的。直接用结构相对指标,一下就解决了。
用来计算总体价值的实际价格,即用各国本币表示的价格,可以是生产价格,也可以是按商品价值确定的价格,在其相对价值量上会有相应的差异。生产中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商品,其相对价值量要高于按其价值计算的值,反之则低于。假定前例中葡萄牙的53、47是按价值计算的,按生产价格计算则可能是55、45。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按生产价格形成市场价格的情况下,这种差异是同方向的,主要是理论上的意义,对实际贸易利益没有多少影响。顺便指出,马克思关于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问题,在总体上各种商品量、剩余价值量与总体币值为既定的前提下,实际上也就是商品结构与剩余价值分配结构的差异。多年来,国内外众多学者苦苦求索“总计二等式”是否能够同时成立,事实上,只要承认马克思所讲的事实与道理,其量化方法本来就不存在问题,马克思的量化例证本就完美,用结构相对数形式则更加清晰了。
三、国际平均价值与汇率
对各国同种产品不同的相对价值,用它们各自的产量加权,求得其均值,此均值叫做国际计算价值。据此计算的各国劳动净收入总量以及劳动生产率和人均占有量可表明各国经济总量以及科技水平和消费水平,此可称作国际价值比较法。联合国使用的国际项目(1cP)比较法,其理论基础和换算方法均存在缺陷,其结果会与真实情况有多大离差,需实际验证。对具体操作中的变通方法这里不加赘述。
国际交换价值或价格的形成,不是由国际计算价值而来。在进入交易之前,各国会先根据各商品相对价值的差异,寻找伙伴。相对价值相同或接近的,无利可得或甚微,没有意义。只有各国某商品相对价值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才是供两国平分的相对利益基础:出口国获得了相对利益,进口国节约了劳动时间,按价值计算,两国获得等量收益。这两国成交后,其余的较大值与较小值又按中值成交,依次类推。最后,国际交换价格会稳定在各批次成交价格用交易量加权的平均值上。
国际计算价值与交换价值都处于各国相对价值数列的中间位置,二者会比较接近甚至重合,但其形成机制和意义不同,用途也不同,不能混淆。
为了保持国际贸易和国际比较的稳定性,作为国际价值尺度的一篮子商品,其构成内容不宜经常变动。自m种商品中抽取部分商品作为国际价值尺度时,品种不能太少,并应按科学方法抽样,否则会影响国际价值尺度的标准性。随着历史的发展,老产品被淘汰,新产品不断产生,篮子的构成内容势必随之变动,以适应现实。变动前后的数值会形成一个换算系数,以实现动态比较。相对而言,这样的国际价值尺度具有时空不变性。
前已提及,黄金之所以曾长期作为世界货币,本质条件是其相对价值在各国相等。这是由它的存在方式和采集方式相对与其它商品而言,基本相同。在金本位时期,它的总体相对价值不仅在各国近似相等,也在较长时期内近似不变。有资料表明,英国“在17l7年商品市场上1盎斯黄金的购买力和在1914年商品批发市场上的购买力大约相当。此外商品价格一直围绕着稳定的黄金价格上下波动,那段时间内商品价格变化的平均数近似于零”。而美国从1834年至1914年“商品价格水平的总体形状与英国相同。”④在《黄金问题》一书中,主编者在1982年版引言中曾介绍过:“对黄金问题,尤其是价值论的问题,李嘉图曾作过一系列极其细致的分析,……使他最为烦恼的是说明黄金是不变的价值标准,……对李嘉图来说,没有任何一种商品能成为‘一成不变的标准’,无非是接近于不变而已。这就是说‘生产一种商品所用的两种资本(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最接近于生产其他大部分商品时所用的这两种资本的平均量’。” 由于国际价值问题讨论中的种种局限性,使得李嘉图的上述闪光点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他自己在研究国际贸易中的比较利益时,没有认识到“其他大部分商品”就是统一的总体国际价值尺度,也就没有把他的思想闪光点加以引申和发展。
由上可知,将一篮子单位商品所含价值作为一个国际价值单位时,用某国币值表示的篮内单位商品价格之和,就是该国对一个国际价值单位的汇率,不同币值的这个价格之和之比即为两国间的汇率。
四、结语
科学的国际价值理论是世界经济学或国际经济学的基础,是维护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思想武器,又是互惠互利经济交往的公平尺度。对于我国的实际而言,主要在于从总体上确定合理的汇率,避免应得的相对利益不明不白地流失;在强化现有已知相对优势的同时,发掘有潜力的优势项目,研究开发、创造新的优势。这既要靠体制改革,又要靠科技。
对经济理论的研究,既要重视从客观事实上升到科学概念,也要重视量化方法的探索。在已有马克思理论基础的情况下,量化方法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否则就不能打破“国际价值虚无论”的神话。以往许多学者的研究,每到“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这里就止步不前,未取得突破的重要原因是不重视量化方法的研究;没有区别两种意义的劳动强度,以及认识同等产品强度下同量劳动创造同量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客观事实;对量化方法的研究,没有认识到劳动量和产品量、价值量、货币量之间的正比关系,以及生产条件的总体差异与相对差异,也就不能主动选择符合客观数量关系的总体相对价值形式。限于篇幅,对国际剥削、国际投资等相关问题就不在这里讨论了。
①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出版,1994年。
②、③《资本论》第1卷第614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④《黄金恒量或金本位制及商品价格水平表现》,[美]罗伊·威·贾斯特拉姆,载《黄金问题》一书第188页、189页。 [意]阿尔贝托·夸德里约·库茨奥主编,万鹏华译,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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