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并没有发生银行危机，中国的银行也不像它们的西方同行那样惜贷，可是中国的央行也用天量的流动性去浮起经济，于是中国出现了远较欧美更严重的流动性泛滥和资产价格暴涨。

广义货币供应量（M2）等于基础货币发行量乘以货币周转速度。在欧美各国，央行大幅增加了基础货币发行量，但由于银行惜贷，货币周转速度下降，两者相抵消使M2保持稳定。然而在中国，基础货币发行量大增之余，银行也在拼命贷款，货币周转速度是上升的。

这场危机的另一个特点是，央行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没有使消费者物价指数明显上涨（至少目前还没有），却已带动金融资产价格的急速上扬。仔细想来这并不奇怪，由于银行的金融中介功能仍未恢复，央行在经济下行周期中通常使用的传统经济政策工具在欧美各国失效。既然央行的降息政策无法通过银行的贷款扩张使实体经济受惠，于是就业复苏、消费复苏远落后于资产价格复苏。央行不得不将流动性通过金融市场曲线转向实体经济，其后果是金融资产价格的狂涨。

经济已经进入21世纪，但是经济学依然停留在20世纪。人们可以通过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来衡量消费物价的上涨趋势，通过生产者物价指数（PPI）来估量生产成本的变化，经济学家却没有创造出金融价格指数（FPI）来衡量金融资产的过热程度。衡量指标上的缺陷制造出判断上的盲点，就像靠体温计无法判断有没有患胃溃疡一样。今天经济所面临的恰恰是金融资产价格的失控。由于银行信贷没有流入实体经济，民间投资复苏缓慢，失业问题严重，产能过剩严重。如此情况下，消费物价难有大涨，可是金融资产价格却在流动性驱动下飙升。金融资产价格超前上升是一个全球性现象，而在银行愿意借钱的中国则表现得尤其突出。目前央行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消费物价上，对于金融资产价格暴涨的警惕显得不够。

但在笔者看来，金融资产价格的通胀与消费物价的通胀一样会使得经济发展变得不可持续。资产泡沫化除了会造成金融风险和租金成本等显而易见的问题外，还会导致产业空洞化。企业一年辛苦所赚的利润，还不如在股市、房市炒一把所得。长此以往，实业资金自然流入金融虚拟经济。在金融资产通胀预期高涨的时候，政府有通过“有保有压”将资金送到实业企业手中的想法，笔者认为这是缘木求鱼。既然炒作投资赚钱远快过实业投资，那么银行贷款送到企业不过是多经一道手又回到股市、房市而已。

中国的银行不借钱给中小企业、出口企业，巨额资金全部砸向基建和国企。大企业手头满是现金，却又找不到适当的出路。工业需求改善缓慢，产能过剩严重，所以民营企业投资意愿不高。银行定期存款利率颇低，所以储蓄也不是办法。向前看，通货膨胀的阴影越来越大，持有现金可能随时蚀本。于是现金投向了土地和房地产。这对大国企来说是一个相对容易做出的决策，既可以抗通胀保本，又无需因万一决策失误而负上政治责任。



在今年第三季度，各地总共有92块土地以天价竞投成交，其中70%的“地王”被央企投得。某家巨型央企，在9月份一口气买下上万套住宅，准备出租牟利。央企蜂拥进入房地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是超低利率和异常贷款行为的直接产物，是流动性泛滥的折射，更是经济出现产业空洞化的先兆。

从国家战略层面上看，央企进入房地产业显得十分奇怪和不和谐。央企的定位应该是在国计民生中具有战略意义的龙头企业，享受着国家政策上的支持和获得资源（包括信贷资源）的特殊待遇，意在保障经济安定、打造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不知投资房地产能提高中国的什么国际竞争力？推高地价又在保障哪门子的经济安定？难道央企炒地皮成了国家战略？

在天量流动性簇拥下，笔者认为今后几个月房价还得涨，甚至可能大涨，不过购买力已经由上半年的自住需求主导转向投资需求主导。近乎零的储蓄回报和超低的贷款成本，正在制造出一批的“热钱”。几个月前现金为王，今天则是现金恐慌。储蓄没有回报，通胀似乎快来了，从温州炒房团到央企财务公司，流动性成为了推动房市的主力。中国狭义货币供应量（M1）增长率的垂直式上升，显示出银行储蓄活性化，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只有一个——准备投机炒作。

近来房市出现价升量跌的现象，有人据此认为房价过高导致投资者入市审慎。笔者对此不以为然。新盘开出几个小时内被抢购一空的“盛况”比比皆是，价升量跌的真正原因是新盘推出的明显减少。

整个房地产业在去年面临现金流危机，房子滞销，政策又吹冷风，所以地产商几乎没有建新房。今年上半年市场转暖后，开发商拼命卖楼套现。直到5月下旬，开发商才意识到房市升温是真的，不过此时库存房源已被处理大半。待售房源在市场最恶劣的时候曾经相当于22-23个月的销售量，如今待售房源仅能支持4-5个月的销售。

针对房市的炽热行情，许多地方加强了对第二套住房按揭贷款的限制。这个政策对财力有限的市民也许有一定作用，但对买房主力则影响不大。据笔者所在公司的抽样调查，近来上海等城市的房屋交易中有60%-70%根本不作按揭贷款，而是直接以现金交易。这是流动性泛滥的结果，是超低存款利率下储蓄活性化的表现，是非个人购房比率上升的反映。换言之，现在不遏制流动性源头，光靠行政手段未必能真正使炽热的房地产炒作降温。

中国需要的是贷款净回收和利率正常化

“买房抗通胀”在普通市民中已经深入人心。“买房买地”在需求不足、产能过剩时，对企业来说也是比较保险、勿需负责任的决策。资产价格预期已经形成，“储蓄搬家”所带来的冲击可能远大过人们的估计。



对于流动性过剩、资产价格暴涨，政府不是没有感觉。降温措施纷纷出台，巨量IPO供应下股市已经出现回调，不过央行在回收流动性上却按兵不动。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经济复苏冷热不均，内需回稳良好，资产价格急升，但是出口仍在困境中，就业压力非常大。经济学家看到的是流动性过剩和资产泡沫，而政治家看到的是就业不稳所带来的社会隐患。第二，目前CPI压力并不明显，如何判断金融资产价格是否进入泡沫状况也没有量化指标衡量。

于是目前货币政策的基调是，在维持宽松信贷总量的同时，对贷款结构实行调整，有保有压。尽量减少短期贷款，将资金导向企业，促进实业投资，让实体经济更多地受惠于目前的货币环境。不过笔者认为此策略未必行得通。在市场需求未恢复之前将过多的资金交给企业，只会使它们转手又将钱投入楼市、股市。产业资金投向金融资产，整体经济“去实业化”，是目前笔者最大的担心，而这也曾是19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的重大特征。

用M2减去GDP和CPI所得的指标是衡量流动性过剩程度的一个常用指标。第三季度这一指标高达21%，远超过日本1980年代以及美国本世纪初的水平。中国今天的问题根本就是流动性过剩，金融资产价格飙升只是它的表象。

有人根据银行每月新增贷款的下降，以此认定央行已经开始缓慢收紧银根。笔者不同意此观点。理由在于如果中国经济是一只茶杯，那么这杯子里的水早已满了，再添加1.5万亿或者4000亿，都是溢出。如今需要做的是，从茶杯里吸出水来，而不是少添新水进去。银行需要做的是贷款净回收，而不是少一点新增信贷。同时，中国的利率水平应该正常化，提高存款利率，增加资金成本，唯有将资金的价格信号调到合理水平，资源才能得到合理的配置，资产价格才可能回到合理的估值体系。

这轮信贷疯狂扩张还留下了一个严重的隐患——城市投资公司。全国基建热中，中央政府的投入力度其实不大，多数基建项目都由地方政府催生，由城市投资公司实施。城投的经营模式大体雷同：地方政府注入土地，城投用土地作抵押获取银行贷款，工程先上马再谈盈利。今年银行究竟借给城投公司多少钱，中国人民银行的摸底估计为6.7万亿元，实际数目可能更高。银行敢把新增贷款总额的四分之三借给城投，无非是看重国营企业、政府担保、土地抵押。国企和地方政府担保，其实是一回事。这些项目建设周期要3-5年，好项目起码需要20年的运作才能回本，许多项目可能一直亏本。地方政府也许有一个政治承诺，但是它们自己也没有钱（今年估计45%的地方财政收入来自卖地）。于是这些贷款的保险机制，全部落在土地抵押之上。问题是房地产不可能只升不跌，当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调整时，今天一块值一亿元的土地可能到时只值5000万。



这轮金融海啸中，投资银行的特殊投资载体（Special Investment Vehicle，简称SIV）对金融危机起到了关键的催化作用。危机前投资银行的账面都很漂亮，所有的衍生产品、有毒证券全都被划入SIV的另类账面。一旦房地产出事，SIV出事，投资银行还是被搞得焦头烂额，甚至酿成一场空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笔者看来，如今中国的城投公司具有危机前美国SIV所有的特点：低透明度、超高杠杆、资产缺乏流动性。城投一旦出事，对银行业和国家的金融稳定可能是灾难性的。

在2000年IT泡沫破灭之后，格林斯潘用另一个泡沫去接住行将破灭的前一个泡沫。几年之后，这场信贷狂潮最终引发了罕见的金融海啸，几乎摧毁了整个金融体系，国计民生受到重创，笔者希望中国不被同一块石头绊倒。另外，美国有社会保障体系和国际储备货币的发钞权，这些我们都没有。

笔者认为，中国的银行发出了太多的、远超实体经济需要的信贷。中国经济是世界主要经济中最早步出衰退的，中国的银行有不同于欧美银行的借贷意欲，因此中国较欧美更早地将货币环境正常化，既合乎经济逻辑，也有此实际需要。及早、主动地收回流动性，有利于治理流动性过剩问题，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尽早回收流动性，不代表无序地抽紧银根，陷经济于两次触底中，而是要有序的、渐进地将流动性水平、利率水平恢复正常。如果在货币环境正常化上一拖再拖，当资产价格失控时、当企业沉溺于投机活动时，政府再急踩刹车，到时可能造成对经济更大的伤害。

（作者系瑞士信贷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所供职机构立场无关。文章欢迎读者来信交流，邮箱guchongqingat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