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同意6楼的看法。我觉得财权和事权不对称，这在中央集权体制下是必然的。因为中央和地方之间不存在对等的谈判。重要的是，官员升迁不可能完全依照政绩或经济成绩，否则最优的权力结构一定是彻底地分权，但是这又架空了中央。中央通过政治控制来抑制地方对经济绩效的诉求，通过经济利益来弥补地方的政治利益，两手一起抓。

因此，分税制要减少地方保护主义，恰恰要弱化分税制的经济激励，强化政治控制。这可能是近期中央考虑再次收权的动因之一，也是Shleifer等强调政治控制的原因吧。

如果弱化分税制的经济激励，增强政治控制，是否会影响该制度预期实现的目标之一：增强地方的创税能力。是否会改变该制度可能的预期目标之一：弱化统制经济模式的延续。诚然，如果仅就分税制来谈论地方保护主义，或者可以实现上级政府向下级政府公开本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实现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或者如楼上所说。但，前者显然短期内很难实现。后者则可能改变分税制的本质特点。个人观点，即使考虑地方保护主义，也应加强分税制的经济激励，而非弱化。对等的谈判权限，最终取决于谈判各方所持用的对他方，对全局利益的影响范畴和权限，这种影响范畴和权限是经济实力。虽然，分税制自执行以来，中央的财政增加远远超过地方。但，其毕竟刺激了地方经济发展。任何可能制度，都必然有利有弊，在缺少相应的其他制度配合时，一项制度的弊端有时可能会表现得超过其有利一面，但，制度运行是否需要从更长的期限，从其隐含的可能的预期目标来衡量。

地方分权是个很好的举措，而选择保护主义自然是不少地区在现有制度环境下的最优选择，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地方保护主义也起到过积极作用，但是在面临全球化竞争的情况下而规模，技术，竞争力落后的情况下，地方保护主义的危害不用多说。如果用垂直的权力机构进行干预，是政治干预对政治干预，说不上谁更无理，只有轻重缓急、权衡利弊之分，但是临时性的指令会造成服从成本，信息成本，要不就是通过行业协会与仲裁利用声誉机制、放逐机制对企业进行制约，但是在一些类似存在巨头对峙的行业，这种办法不见得有效。还有一种办法是横向制衡，就是允许自己地方的企业在自己管辖权内进行受歧视的投诉，对加害方的地方政府进行诉讼，但是。。。。。。，或者在官员考核的时候可以互相进行不公平对待的投诉，对于受到多个地区投诉的官员，加以审查。

一个根本的问题似乎是：究竟政治集权能否与经济分权相匹配？好问题！以下话语不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是就问题的思考。

政治集权下的确很难保证经济分权制度的有效实现，但，就此版所提出的问题的前提分税制而言，似乎说明在某些情况下，政治集权会选择某种经济分权制度，但会对这种制度的规则进行调整，以确保控制权。换一个角度，似乎就是说，基于某种经济现实，经济基础，政治过程的博弈将准许集权和分权的同时出现。（我不否认没有绝对的集权，但这话不是要说这个问题，这话是要说政治集权需要选择经济分权这一制度，尽管其可能可以暂时不选）。政治过程是政策决定者和参与者的博弈，在某些状况下，决定者更在乎社会全局的发展，因而会出现参与者的利益诉求部分胜出的局面。比如不确定的土地规则中，并不只是政府规则获得利益支配权。在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的博弈中，两者可以同时存在，且一个体系的运转可以影响另一个体系。刚好在看《经济政策的制定：交易成本政治学视角》，此书对政治过程的分析比较有助于，类似nie所提出的此类根本问题的研究和分析，所以先说两句吧。^_^

楼上的分析多集中在分税制上，围绕财权与事权的划分展开。在我看来，要想改变这些是很难得，这取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我认为，解决地方保护主义的办法，是允许并鼓励地方间的合作。

恰当的不同县、市、省级政府间的合作行为，是能够在保证区域经济总量的前提下，照顾效率的。

楼上门的分析都很有见地，却都缺乏可操作性。

本来地方保护主义是一种地方短期行为；而分税制是一种对地方行为的激励措施，不存在短期与长期之分。楼主把这两个问题合在一起，把后者说成是前者的原因，这本身就错了。

地方保护主义只能寻找产生这种短期行为的原因。只要具备形成地方保护主义的条件，任何一个对地方行为的激励措施或制度，都会成为强化这种短期性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的制度。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逻辑。

因此，楼主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把大家引入了歧途，探讨两个不具有因果关系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