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位大学生给很多中国人一个“惊世骇俗”的道德判断：白毛女应当嫁给黄世仁（地主）；只要有钱，年纪大一些不要紧。于是乎，在中国引出了一场有关道德高度的争论，参加争论的人的倾向性非常一致，那就是指责年轻一代，年轻人没救了。

　　中国道德衰败的现状让很多人不满意，借这个机会出来说些话可以理解。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国人具有根深蒂固的从来不检讨自己而只会指责别人尤其是下一代的传统。每当有这样的不符合传统道德价值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总会有道貌岸然的人出来发表高论，似乎他们就是道德的代表和化身。

　　到底谁应当对社会的道德的衰败负责呢？

　　从年轻人成长经历的视角看，要对年轻人道德衰败负责的不是年轻人本身，而是造就道德衰落的老一辈。我们知道任何人的道德价值观不是与生俱来的。道德是社会化的结果，是社会灌输的产物。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中间盛行权钱崇拜和道德虚无主义的现象是事实。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年轻人是被“培养”出来的，年轻人对“权”和“钱”的崇拜是他们生长的环境所给与的。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搞“贫穷社会主义”，人民的生活水准极其低下。当时的人们尽管维持着在今天的人看来一种较高的高德水准，但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道德水准，因为“贫穷”并不符合人性。穷则思变，改革开放后，已经难以承受“贫穷”的一代开始了致富的过程，金钱主义便毫无困难地盛行起来，中国社会的基础很快就从意识形态（或者道德）转移到了利益，中国人接受了以金钱为核心的“利益”概念。官方的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主要的角色。最明显的就是“GDP主义”，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经济的增长成为了衡量各级官员的唯一重要的指标。GDP主义已经高度制度化，尽管最近几年政府想努力扭转单向面的GDP主义，但成效不大，各级官员的金钱主义概念根深蒂固。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一说到中国官场，总跟腐败相联系，这是不需要作任何解说。官员腐败的数量，已经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几千、几万到九十年代的数百万发展到今天的数千万甚至数亿；人数也由个体到团体，大有前仆后继之势。钱权的结合，官员的腐败，特殊利益集团的发展壮大，贫富差距的拉大，新三座大山的形成，“钓鱼执法”“捞尸谈钱”等等事件的频频出现，显示了传统道德开始解体。权力通过腐败转化成钱和财富，权和钱各自驱使着道德的衰落，而权和钱之间的互相交易功能更是加速了这个进程。对年轻一代来说，无论是“权”也好，“钱”也好，只要能够得到其中的一个，或者和其中的一个靠上边，就有了自身的价值，这是中国整个社会环境在迫使年轻人的权钱膜拜。历史上，政府职责不仅是负责治理国家，而且也承担着教化民众的功能。今天中国的官场既然这样，其自然成为了道德衰落的最主要的力量。不是有小孩长大了立志“当贪官”的案例吗？

　　我们说，道德的主体是个人，要使一个个单独的个人变成道德人，就要给他们予希望。如果个人可以通过自己正当的努力，实现自己的希望，那么这个社会必然具有一定的道德水准。但如果个人失去了这个希望，或者说无论通过自己怎样的正当努力也实现不了这个希望，那么道德概念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从很多方面来说，中国的年轻人正处于这样一个道德的困境。

　　不久前被媒体吵得沸沸扬扬的“宁做小三，也要有房”的征婚事件：一个来深工作多年的年轻白领、一直渴望在深圳拥有自己的房子，但面对高房价，她微薄的工资收入和积蓄却是如此的无能为力，最后做出了一个“为了一套房，宁愿做小三”的“抉择”。。。。。。

　　住房是一个人的基本生存空间。古人把“居者有其屋”和人的道德联系起来是很有道理的。如果人没有一个基本的生存空间，道德又能基于什么呢？而中国的房屋政策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非常有效地扼杀了年轻人的这个“空间”希望。有关方面始终没有有效的具有长远眼光的房屋政策，任由“权”和“钱”操纵，主宰人们的居住空间。对今天中国的大多数年轻人来说，在飞涨得毫无止境的房价面前，光靠自己的努力是很难得到一个体面的生存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可以责怪他们对权钱的崇拜，因为权钱是他们得到生存空间的工具。

　　近几年人们发现大学毕业生找工作越来越困难，找到工作后和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有拉平的趋向，甚至也发生农民工的水平较大学生高的情况。这和20多年前的“脑体倒挂”的情况不同，那时这种情况的产生是因为人为的控制，在今天市场机制调节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这种情况的产生只能说是中国教育体制出了问题。青年人应当接受尽可能的教育，最终能独立自主，承担起家庭和社会的双重责任，这是一个基本的道德判断。但是当接受教育者和不接受教育两者的收入水平拉平甚至更低，或者因为找不工作而被迫沦为“啃老族”时，道德就必然要被虚无化。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的年轻一代面临越来越大的困境。中国的改革开放曾经造就了一个开放的体制，给年轻人予希望。但现在整个社会似乎被各种既得利益所分割，他们把持着各个领域，社会的开放度较之改革之初越来越小。从前是控制扼杀年轻人的希望，现在则是自由扼杀着他们的希望。心怀理想和激情的青年人很自由，不过就是没有机会，在生存压力面前显得十分无力。尽管也不时会有年轻人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或者“通过极端的手段，接近极端的问题”的方式，做出“不可理喻”的选择（包括对权和钱的依附和屈从），但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希望则是越来越少。在此情况下，道德从何而来？不能说有关当局对道德不够重视。媒体方方面面的话语仍然充满着各种道德说教，但对年轻一代来说已经毫无价值。道理很简单，他们所读到的道德教条和他们所看到的现实，两者的差异实在太大。高不可及的道德教条和毫无道德的现实生活反而加深了年轻人对道德的怀疑和价值虚无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说，年轻一代是幸福的，但也是悲哀的。他们生活在一个自由和物质主义的社会，但这个社会同时也是一个价值混乱、毫无道德标准的。

　　“白毛女应当嫁给黄世仁“这个话题就是产生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中低收入阶层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不断被压缩，上流社会越发专横奢糜，贫富悬殊在加剧，在社会价值观念分化、在公平机制、再分配制度尚未完善的时候，不少人不得不渴望通过“嫁入豪门”这一传统来满足虚荣感、获取优质生活。一个社会的婚嫁取向，是和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紧密相连的，上世纪50年代，一般女孩子都愿意嫁给干部、工人；到了六七十年代，变成了军人、工人、司机；到80年代，就变成了干部、万元户；从90年代后期开始到现在，首选的婚嫁对象又变成了富豪、公务员。

　　道德问题关乎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是否可以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抱怨、指责和谴责新一代毫无用处，感到更加悲哀的应当是老一代，因为是他们和他们造就的社会培养了年轻一代，老一辈否定了新一辈，就是否定了自己。如果要对下一代负责，那么就要为下一代营造一个能够使得他们感觉得到希望的社会和制度环境。

　　道德来自于希望，对未来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