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看到一篇《能否以伪道德叫停“钱学森之问”》的文章，（中国经济网）http://blog.ce.cn/html/59/343459-385963.html，联想到近来的讨论，许多有良知的中华儿女在不断反思“钱学森之问”，然而也有一些噪杂的声音在鼓噪，一个典型的声音是：在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教授看来，这样的焦灼和担忧却似乎有些多余。他认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许并不需要太多钱学森这样特别杰出的人才。”
我甚至看到有人刻意贬低钱学森，当看到这些的时候，我的心被深深的刺痛，良心告诉我，不能再等了，必须提前发布一个结论，尽管这个结论是在全部完成理论后的思考，尽管这个结论是在论著的下半部，也就是用到了微观部分的一个推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之后得出来的。下面是我在2006年之前完成理论思考的时候，已经写好了的，今天略作修改，发布如下，希望我们的国人能够早日清醒：
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有创新思想的顶尖人才？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留给中国的这个最后发问，这个问题同李约瑟难题是一样的，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李约瑟中有这样一段话：
“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们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
纵观中国的文明进程，在很长的历史中，一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然而，现代文明却在欧洲出现了，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深层次原因？在完成经济学理论思考后，这个答案终于浮现出来。
在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中，决定发展的根本，特别是现代文明发展的根本，要依赖科学的进步（具体论证这里暂时省略，因为需要微观理论的支持，且不是一句话说的清楚），这就要求只有国家意志和社会氛围同时对知识狂热推崇的社会，其文明演进才会是最快速的。
在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历史中，人类欲望始终集中在与基本生存关系密切的农业上，知识的发展是一种自由的有的时候还被阻碍的状态，由于欲望集中于生存，知识似乎对生存意义不大，（实际上知识一直在促进发展，只是被人们忽略或被现象蒙蔽，人类正是由于有了意识才与动物区别开了，正是掌握认识改造自然的知识才发展到今天），所以社会氛围与统治阶级意志并没有对知识加以注意，而模型要求社会氛围与统治阶级意志必须以促进模板更新即促进科学进步为中心。
综观人类社会发展进程，这种符合要求的社会形态在古希腊昙花一现，人类历史进程于是就沿着一条曲折的路子发展，这条路子就是西方资本主义走过的曲折道路，即生存欲望导致对农业的依赖，农业欲望走向货币欲望，货币欲望转向科学知识欲望。就是说：欧洲的发展是欲望引导下的自发演进过程，在利用别人可以使自己活的更好的时候，就出现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与中国也是一样的，但不一样的是，当人们发现货币可以更好满足欲望的时候，商业作为促进人们获得货币的手段，没有被压制，这是与中国封建社会不同的地方，在欧洲的发展史上，曾经有一个阶段（至今没有改变），人们是如此渴望贵重金属（相当于货币），以至于不惜发动战争掠夺，开展远洋航海淘金，殖民统治等等，总之是所有能获得货币的方法都被用上了，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这时候的西方世界是一个对金钱狂热的世界，根据理论，这种狂热在促进货币流动的同时也促进西方的发展，当工业革命来临的时候，由于市场的极度匮乏，极大地促进西方世界产生势阱的速度，同时也保持了势阱强大的活力，在大国崛起中，我看到这样的场面：生产多少布匹就有人要多少，而不论质量好坏。在这种狂热下，人们不断地改进技术，以适应发展需要，蒸汽机也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个时候，伴随着金钱狂热，渐渐地用知识可以获得货币这个规律开始显露出来，西方社会在欲望引导下，在追求获得货币满足欲望这个理念引导下，进入了对知识的崇尚，蒸汽机出现了、电力被认识掌握了……，最终使现代文明迅速推进。
这是一条曲折的路子，但最终还是将人类导向了对知识的尊崇，导致了人类文明的迅速演进，促使现代文明出现并快速发展，实际上，前面的简单说明与推理是一个发展脉络，只是单线条勾画，实际的图景是：欧洲从古希腊文化与宗教冲突开始，便有了尊崇知识的基础，虽然这个时候，只是还没有被大规模用来造福人类，但同时起作用还有商业，在欧洲，商业刺激人们占有支配货币，思想体系尊崇的是以货币满足欲望，伴随这个过程的是殖民掠夺与扩张，这种掠夺迅速增加了系统的货币流量，而同时，用知识占有支配货币的过程也在迅速演进，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欧洲的社会氛围几乎达到对知识的狂热推崇，最终又导致了知识可以更多更快占有支配货币这样的发现，导致农业地位的一步步降低，工业迅速发展，使现代文明在欧洲快速出现并蔓延。
作为补充，我们来看看欧洲对知识的苛求程度和求知氛围，我没有系统的研究过欧洲的历史，只能引用资料来回顾，我们可以看看比尔.布莱森在《万物简史》中，他在第四章《事物的测定》里说：
那个时候（十八世纪），人们感染上了一种了解地球的强烈欲望---想要确定地球有多大年龄，多少体积……。而卡尔.萨根在《宇宙》一书中则提到：后来对地球的探索是全球性的，有到中国和波利尼西亚去的，也有从中国和波利尼西亚出发的。当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美洲及随后几个世纪的历程算是达到了高潮，因为到那个时候，从地理上探索地球的任务已告结束。哥伦布的第一次航行与埃拉托斯尼的计算最直接相关。哥伦布对自己的“印度群岛冒险计划”简直着了迷，他不打算顺着非洲海岸航行，然后向东驶抵日本、中国和印度，他决心闯入陌生的西部海洋——即象埃拉托斯尼所大胆预见的那样，“通过海路从伊比利亚抵达印度”。
哥伦布曾经是旧地图的行商，也是古代地理学家——其中包括埃拉托斯尼、斯特拉博和普图利米——的著作和关于他们的著作的热心读者。但是，为了推行“印度群岛冒险计划”，为了使船只和船员能够在长途航行中生存下来，地球必须比埃拉托斯尼所说的小，所以，哥伦布在计算的时候耍了个花招。正如萨拉罗卡大学的考察人员准确无误地指出的那样，从哥伦布能找到的所有书本上，他采用了最小的地球圆周长度和最大的亚洲东延范围，甚至还再加以夸大。假如哥伦布在旅途中没有遇到美洲的话，他的探险就会彻底失败。
比尔.布莱森在《宇宙》一书有一段话：
但是。在一个渴求知识几乎到了荒唐程度的时代，……，采集植物在18世纪成了一种国际性的狂热。荣誉和财富都在等着能发现新物种的人。植物学家和冒险家们竭尽全力来满足世人对新奇植物的渴求，达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托马斯.纳托尔，即那个以卡斯帕.威斯塔的名字来命名紫藤的人，来到美国的时候还是未受过教育的印刷工，但他发现自己对植物很感兴趣，徒步来回穿越半个美国，采集到了几百种以前没有见过的植物。约翰.弗雷泽----福莱氏冷杉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花了几年时间在荒野里为叶卡捷琳娜大帝采集标本，最后发现俄罗斯已经换了个新沙皇。……。
可见欧洲在那个时代人们追求知识的狂热，而这样追求知识的民族氛围的狂热，在中国的历史上，好象从来没有出现过，说好象是在我的阅历范围内，没有看到中国出现过这样的氛围，当然这还与民族的冒险氛围有关，中国人的流动观念也是很弱的，家乡总是缠绕着人们，使人们不愿意去流浪，去冒险，因此观念的更新和融合也一直很慢，我们看西方人的冒险，是在欲望刺激下的人的本能反映，没有那样的求知氛围和人们对财富的占有欲望，也就没有那样多的人去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