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经济要为进入中低速增长做好准备
中国经济已经快速增长了30年了，这个势头还能保持多长时间，一般的估计是10年。未来10年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有大量的不确定性。但是至少有两点是比较确定的：
第一，中国经济将会转入一个中低速期。第二，这个转折时间不会太长。如果说我们采纳一个估计，中国的高速增长如果还能维持10年的话，就要面对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把高速增长时期这一段时间的潜力挖掘好，使我们的高速增长能够保持时间长一点。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要为进入中低速增长期做好准备。
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个设想，当经济进入中低增长期以后，比如说在6%以下，5%了，会发生什么事情？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去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四季度和今年的一季度总的经济增长率下来了，6%左右，出现了什么事情呢？企业的利润持续减少，财政收入大幅度下滑，就业出了问题，2000 多万农民工没工作了。仅仅两个季度，我们就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如果说不是两个季度，是一个常态，怎么办？我这里只讲三个问题，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
第一是创新的问题。实际上创新问题现在讲得比较多，我想我们可以提一个比较具体的目标，当中低速增长出现的时候，大多数企业是能盈利的。前些年曾经有这么一个研究，当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低于7%或者低于6%的时候，我们大部分企业是亏损的，整个国民经济是不盈利的。而美国的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1%、2 %、3%是一个常态，但是企业是可以盈利的。中国低于6%，大部分企业就不能盈利，什么问题呢？中国的企业主要靠要素的投入，主要靠市场容量快速扩张。我们不会在市场需求增长放慢以后靠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来盈利，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转变，但是要实现这样一个转变，就需要通过创新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新的盈利能力。
第二，金融发展与金融风险防范。美国的金融机构出了问题，中国金融总体上保持健康，但是我们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中国的金融企业在机制上、效益上比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更好呢？我想这个结论恐怕还很难得出。确实，这几年我们的银行业和其他的金融机构在推进改革上有了很大的进展，有些方面还是与时俱进的。但是不要忘了有一个大的背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一个很好的流动性和很大的业务增长空间。发达国家是宽货币、紧信贷。中国的情况，刚才李扬讲了，政策并没有放松，信贷却大幅度增长，这反映了中国目前银行业的行为特点和体制特征。因为有这么一个统计，前三季度银行信贷60%是投向各级政府的项目，政府项目是可以承担风险的。这种情况使整个分散风险机制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因为这其中有一些中长期贷款是57年以后要还的，那个时候的回报怎么样呢？
三，服务业的发展问题。如果说服务业占到50%以上，占到60%或者更高一点，宏观经济增长是多少，一般来讲是6%-5%，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结束，中低增长时期的到来，伴随服务业加快发展，制造业比例相对下降。如果服务业的发展跟不上，高速增长以后，可能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下滑，中国现在的服务业面临相当多的问题，开放不足是最大的问题，我们现在的服务业无论与居民消费升级相关的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也还是与政府公共服务相关的服务业，其中既包括金融、通讯、运输等基础性的行业，也包括教育、医疗、出版、文化等行业，如果放宽准入，公平竞争，增长的潜力、创新的潜力应该说都是非常大的。


蔡昉
蔡昉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要防止中西部成为意大利的“美左桥诺”
中国经济作为一个大国经济在未来的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面临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我们讲大国经济的时候，首先当然指经济规模的庞大，我们现在已经是第三位的经济大国了，除此，更重要的大国经济的含义是它的区域的差异性，也就是说日本是一个经济规模第二的国家，但是由于它内部整体经济的同质性，因此有的时候我们不把它作为大国经济来看待。我讲三点，
第一，规模产生不平衡。我想讲一个现象，我们搞人口的时候，讲我们是未富先老。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特征也可以讲这么一个概念，叫未富先强。中国大概是第一个在中等收入水平上就成为经济强国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遇到很多别人没有遇到的问题，而且是你也没有预料到的问题。我想正是因为这种中等收入又成为经济强国、庞大的经济规模，导致了我们所有的国内政策、经济表现都会在国际上引起异常的关注。
所有的这些决定了中国的国内政策几乎全都要和国际上的反应、和全球化中的一些共同的游戏规则建立关系。否则我们可能就经常会遇到被动，比如要求你升值了，比如说全球气候变化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规模产生的不平衡。
第二，差异产生空间。这个空间指的是机会。一，我们从中国经济总体上没有进入到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前沿上，我们还有一个空间可以学习。二，中国东中西三地区的巨大的地区差距，使地区之间仍然有一个后发优势的空间。假如说中国30年的改革实现了10%的增长速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故事的一半的话，那么中西部的经济发展，可以成为我们另一半的故事，再实现30年的高速增长也不是不可能。
第三，我们要防止“美左桥诺”现象，它的含义是意大利落后的南部，意大利是发达国家中很少见的一个长期保持地区巨大差距的国家，因此，有人说意大利南部美左桥诺是一个典型的现象，这种现象是因为它的南部原来是农业经济占主导，后来变成二元经济，因此意大利向现代经济增长的转移中遗留了很多问题。两德统一以后，东德从计划经济转轨过来，但是两德的地区差距仍然长期保持着。有经济学家说，有两个美左桥诺，这两个合起来，一个是说这些落后地区既是二元经济的，又是计划经济的，转轨经济的。这个和我们的中西部很相像。再一个是说，曾经东德地区有比较快的增长，但是后来又慢下来了，政府大量地转移投资、补贴都用在了这些相对落后的地区，但是它诱导出来的产业，不是吸纳就业的产业，这些产业没有导致这些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我比较担心的是，中国的中西部会不会成为第三个美左桥诺，过去几年来看中国中西部增长非常快，我们算了一下，大概03年以前，中国按地区、按省来计算的人均GDP的基尼系数一直在扩大，但是03年以后是缩小的，我们再看在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沿海地区增长速度减下来之后，中西部地区保持高速增长，除了山西省之外。看上去好像我们的区域发展战略开始发挥作用了，比如说我们的西部开发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中部崛起战略，但是再细看，我们发现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的资本密集程度，也就是资本劳动比是迅速上升，速度大大快于沿海地区，而且绝对水平也高于沿海地区了。也就是说，中西部地区变得更加资本密集型了，但是中西部人均收入还比较低。我们虽然预期说，我们可以把雁阵模型变成中国国内版本，也就是说我们沿海地区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这些劳动力密集产业依次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但是按照现在政府主导型投资驱动型、重化工业化的西部工业发展，恰恰走了违背它的比较优势的道路，没有能够形成国内版雁阵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