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综述已应用于他人论文，请谨慎引用借鉴
管理风险是企业运营过程中必须进行的操作，这是保障企业稳定运作的手段（Ghoshal，1987）。March and Shapira（1987）指出企业管理者通常将负的收益和风险联系起来。汇率作为一个宏观不确定因子一直是涉外企业所面临的风险因素。企业的宏观风险暴露多述及那些能够影响企业真实价值的因素波动，在研究过程中都是处在汇率不懂变动的背景下。（Adler and Dumas, 1984; Garer and Shapiro, 1984; Shapiro, 1992）。在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瓦解之后，国际汇率的波动性逐步增加，突出反映了新的国际贸易格局下的汇率风险（Smith，Smithson and Wilford 1990）。
对于涉及国际业务的企业而言，就势必要进行有别于国内活动的风险管理活动，即在国际背景下管理和监控国际风险，这其中就包含了对国际汇率风险的考虑。一般而言，国际贸易风险中的汇率风险通常可分为交易风险、会计风险以及经济风险，但是对于大部分单一贸易活动的企业，其实质上暴露的风险头寸则集中于交易风险，本文的案例一汽大众集团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汇率风险就自然会对汇率风险作出不同的定义。Rodriguez(1974)将汇率风险定义为“外币价值改变带来的收益或损失”，并详细区分了不同方面的汇率风险。然而Rodriguez对汇率风险的理解过于简单，仅仅局限于表面的理解。Michael Adler，Bernard Dumas(1983)突出考虑了资产业务对汇率的敏感性。
Michael Crouhy，Dan Galai，Robert Mark(2001)联系利率变动，系统考察了国内国外市场的交接，进而细化了汇率风险变动的内在运作机制。
关于汇率风险成因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冷淡，因为其传导的内在机理直接可以在研究企业风险对冲行为过程中得到解释（Shelagh Heffernan，1996；Michael Crouhy，Dan Galai and Robert Mark，2000；)。
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任何学者都会承认完美的资本市场能够达到最优效益，企业不需要采取任何措施进行风险对冲，因为理性的投资者都按照最优的路径进行投资（Aliber，1978）。然而在不完美的市场的条件下，如税收、代理成本、机会成本等等会促使企业寻找机会进行汇率风险的对冲（Dufey and Srinivasulu，1983；Stulz，1984； Shapiro and Titman，1985； Smith and Stulz，1985）。因为企业在汇率不确定情况下要面临可能存在的破产风险（Hodder and Senbet，1990）。Shapiro and Titman（1985）指出在金融困境以及企业破产的影响下，企业管理者、企业客户、企业的供给者等相关利益群体会从事一种可能会对企业价值产生负面影响的行为。Bhagwan Chowdhry（1995）针对企业的未来不确定外汇收入构建了一个博弈模型，结果显示在汇率波动增强的情况下，企业破产风险的概率变大，这将促使企业更多寻求外部保障以降低企业的破产风险。Wei（2002）在其博士论文中系统实证了外汇风险对制造类公司股票价格的影响关系。其结论同以往的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相近，即较高的务困境成本、较低的流动性、以及较高的杠杆率都会导致企业面临较多的汇率风险暴露。同时从行业角度进行考察时，企业财务困境成本同汇率风险敞口之间的相关关系更加明显。因此预期财务困境成本高的企业可能更多的受到汇率冲击的影响。
随着对汇率风险识别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更加关注进行汇率风险控制，以及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的动因。Warner（1977）就直接就企业面对汇率风险不确定时的财务困境成本问题展开了论述，一次来解释企业进行风险控制的行为。Block and Gallagher（1986），Booth，Smith and Stolz(1984)则从企业整体规模角度出发，阐述了大公司更倾向风控的结论。另外还可参考Amihud(1994)、Bodnar（1993）、Bartov and Bodnar(1994)、以及Choi and Prasad(1995)的研究结果。一般认为企业在实施外汇风险管理时的初衷在于减少企业在外汇交易中的损失(Tran,1980; Rodriguez, 1981)。当然还有其他的执行目标，这包括降低现金流的波动性(Copeland and Joshi, 1996; Cummins et al., 1998), 对冲其他非相关分先(Dolde, 1993)防止企业收益的过度波动(Tran, 1980)。Gregory W. Brown（2001）以美国HDG公司为案例实证分析了企业进行汇率风险管理的动因。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应用衍生工具进行风险对冲的决定因素。Gunter Dufey and S. L. Srinivasulu（1983）应用了不同的理论对企业进行汇率风险对冲行为进行了分析，其结论指出，在完美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没有任何理由进行风险对冲活动，因为市场本身已经足够完善地进行交易；然而现实条件的不完美促使企业在成本以及信息不对称等条件下进行有效的分先对冲管理活动。Thomas von Ungern-Sternberg and C. C. von Weizsacker（1990）探讨了企业应当如何进行汇率风险的对冲，在文中为了更好的阐述这一问题，他们应用了不同的企业组织模型，重点对Cournot模型进行了考察。Mello, Parsons, and Triantis (1995)考虑了一家跨国公司的最优金融对冲风险策略。
在汇率风险管理的实践上国外机构多采用多种金融工具进行那个风险对冲，加之企业本身的资产负债经营管理技术，多是基于基本的金融工程原理和方法进行特定的目标管理和过程监控。随着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新的风险控制产品日新月异，然而这些都是在基本衍生工具的基础上发展而来。Bhagwan Chowdhry and Jonathan T.B.Howe（1999）指出在长期和短期的不同情境下，企业面临的汇率变动和需求变动可以通过使用外汇期权或者远期合约更好的对冲掉。Kurt R.Jesswein，Chuck C.Y.Kwok，and William R.Folks（2002）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将部分汇率风险对冲工具的成本和收益进行了比对，通过分析，其指出在同样条件下远期合约以及期权等基础对冲工具已经基本能够规避大部分汇率变动的风险，因此除非在极端情况下，否则基础的对冲工具是可取的选择。EIiott，Hul11an and Makar(2003)和Nguyen and Faff(2003)的研究表明，跨国企业在对冲外汇风险时，美国跨国企业喜欢使用外币计价的债务，而澳大利亚企业则偏爱外币衍生品。Bartran, Bowrn和Fehle(2004)关于美国非金融类公司的研究发现，大部分企业都是用衍生工具进行企业汇率风险的对冲，同时在企业风险管理的过程中，衍生工具的使用大大降低了企业所面临的汇率风险，这显然增加了对衍生工具使用积极意义的支持。另外对衍生工具使用来规避汇率风险的研究还可参见Johnson(1960)、Ederington(1979)、Howard and D’Antonio(1984)、Chueng, Kwna and YiP(1990)、Benet(1992)、Kolb and Okunrev(1992，1993)、Ghosh(1993)、Lien and Luo(1993)、Hsin, Kuo and Lee(1994)、Shalit(1995)、Lence(1995， 1996)、Fabozzi and Modigliani (1998)、Lien and Shaffer(1999)、Lee and Tse(1998，2000)、Chen，Lee and Shrestha(2001)等。
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曾针对对冲汇率风险的工具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这可以参考Giddy (1983), Lewent and Kearney (1990),Smith, Smithson and Wilford (1990), Cliford W.Smith，Chales W.Smithson(1990)、Lawrence Galitz(1994)、James L.Farrell Jr，Walter J. Reinhart(1997)，Lioyd B.Thosmas(1997)、Eric Briys，Mondher Bellalah，Huu Minh Mai，Frandoisde Varenne(1998)、Robert J.Schwartz，Clifford W.Smith(2000) Eiteman, Stonehill and Moffett (1995)等。其中更针对于是用衍生工具的利弊分析成为一段时期内的主流。N. Smith and Smithson(1993)、Simkins和Laux(1997)、Pantzalis. Simkins and Laux(1999)以及Rene M. stuz（2004）,都曾深入的对衍生工具的功能性收益进行了论证。由于篇幅和作者本人能力的限制，这里不再累述。
风险敞口的计量问题是企业风险识别的关键步骤，因此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MChow 等（1997）发现通常理解的汇率风险暴露可以更多的被利率变动和现金流效应解释。同时其指出美国上市公司股票收益主要决定于预期现金流的汇率变动效应，短期回归模型的结果支持这一点。 Edward H. Chow , Hung-Ling Chen（1998）在日元贬值的背景下考察了日本企业的汇率风险暴露情况。分析结果指出高杠杆、地流动性以及高股利分配的企业有着更高的风险敞口。 Jia He and Lilian K. Ng（1998）应用日本企业数据基本也得到了近似的结论。Rita M. Rodriguez（1981）曾就汇率市场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了研究。其结论指出，扩过公司在整个国际贸易过程中可能对现实的汇率市场以及实际接受的交易汇率产生了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不是通过货币取到传导，同时这种影响关系是被动的。扩过企业在贸易过程中是被动的在需求的促动下影响了现实的汇率变动。因此汇率的变动基本是出于一个广义的变动框架下，涉及国际贸易结算的企业这一系统下的被动推动者。ahesh D. Pritamani , Dilip K. Shome , VijaySingal（2004）通过模型回归重新计量了进出口企业外汇风险敞口，并指出这一风险敞口是指是作用在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之间的，回归结果的残差解释了大部分的特质风险。
大量的经济学家投身于研究汇率变动对企业风险敞口的影响程度。至今，大多数理论研究则集中考察汇率变动对企业与其现金流的稳定性的影响（Smith and Stulz, 1985; Stulz, 1984; and Froot, Sharfstein, and Stein, 1993）。然而由于难以观测和计量企业的与其现金流，Booth and Rotenberg（1990）研究了澳元/美元汇率变动对澳大利亚上市公司股票收益的影响。Amihud（1994），Bodnar and Gentry（1993），and Jorion(1990)使用贸易额加权处理的货币因子作为外汇的代理变量估计了美国公司的风险敞口因子。大部分研究都是遵循Adler and Dumas (1984)的思路，通过对货币敞口和企业收益进行回归分析以获得相关系数，从而断定这种影响关系。不过数据问题是这一方法所面临的难题，因为并不是所有公司都有成型的货币敞口核算(Jorion, 1990; Bodnar and Gentry, 1993; and Amihud,1994; Griffin and Stulz, 2001.) 。因此实证的研究获取的收益与汇率变动相关性的显著性都较低(Adler and Dumas ，1984；Jorion ，1990；Bodnar and Gentry, 1993; Choi and Prasad, 1995; Allayannis and Ofek, 2001；Griffin and Stulz, 2001)。Heckerman (1972), Shapiro (1977), Adler and Dumas (1980), Wihlborg (1980), and Hodder (1982)都曾对汇率对企业影响进行过研究。Agmon and Lessard (1977), Jacquillat and Solnik (1978), Senchak and Beedles (1980). Errunza and Senbet (1981, 1984) Choi and Prasad（1995）则应用国际贸易数据实证分析汇率变动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另外从货币价值变动角度考虑汇率变动对企业价值影响也成为这一领域的一个研究重心。Fang，Lai和Milier(2005)的研究表明汇率风险的影响在货币贬值和升值的不同情况下是非对称的，仅仅在及特殊情况下两者是无差异的。另外对印尼、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结论的显著性。其他的一些学者也曾就风险不对称性进行了研究（Krugman.1987;sereunhulle，1992;Knetter，1993:Kanas、1997: and Mahdavi，2000；Thompson，2004等）。DiIorio and Faff(2000)以及Dominguez and Tesar(2001)针对汇率变动和企业价值关系分别选取不同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由于样本选择以及区间时段的不同很可能导致不同的结论，因此多国家检验和长跨度选择成为必须。Philippe Jorion（1990）实证分析了美国非金融跨国公司外汇风险敞口同股票收益之间的相关关系。结论显示在收益和外汇敞口相关性上，跨国公司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大部分可以从企业的外汇操作量的差异得到解释。不过现时的大部分研究也仅仅指出短期汇率变动同企业价值之间的弱相关性，部分学者，如Jorion (1990), Bodnar and Gentry (1993), Amihud (1994), and Bartov and Bodnar (1994)、Bartov等（1996）使用美国跨国企业的数据都支持了这一点。至今，针对于非金融类涉外企业的风险敞口同汇率变动之间关系的研究并没有获得突破性进展(Bodnar and Wong, 2003; Griffin and Stulz, 2001; He and Ng, 1998; Bartov et al., 1996; Prasad and Rajan, 1995; Bartov and Bodnar, 1994；Levi, 1994; Shapiro, 1974; Dufey, 1972)。按照标准的金融理论难以解释现实中的不一致性(Levi, 1994; Shapiro, 1974; Dufey, 1972), 因此探寻这一问题的本质仍然是学术界的焦点。另外对企业与其现金流同风险敞口相关性的研究仍在继续 (Shapiro, 1974; Hodder, 1982; Adler and Dumas, 1984;Flood and Lessard, 1986; Williamson, 2001).
随着风险管理和国际贸易的推进，大量的现实研究拓展至汇率风险与出口的关系上。较早进行此方面研究的有Ethier(1973)、 DeGrauwe(1988)、Asseery and Peel(1991)以及Pozo(1992)等。后续的研究则风别就不同国家的现实状况，考察这种相关性的异同（Chowdhu，1993；Bron and Eckwert，1999；Arize，1995 1996 1997；）Fang和ThomPson(2004)提供了针对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实证研究结果。令可参见A ze.osang and slotlje(2000)、Arize，Malindretos and Kasibhatla(2003)以及 Klaassen(2004)等。
对于各个国家汇率风险管理策略的比较是在汇率风险理论相对成熟之后才发展起来的。Andrew P. Marshall（2000）考察了英国、美国以及亚洲地区国家的跨国企业在汇率风险管理上的异同。相比而言，亚洲地区国家同其他发达地区国家在风险控制、对冲工具选择等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异，而美国以及英国在大体上近似，只有若干方面稍微有些不同。在使用外部还是内部对冲工具方面英国、美国以及亚洲地区都有自己的特征。针对各个国家风险管理政策的前期研究还有：Hodriguez (1981) 以及Davis等 (1991) 扥别对英国和美国跨国公司的汇率风险管理进行了考察。Collier and Davis (1985) and Belk and Glaum (1990) 采用不同的样本对英国制造类跨国公司的外汇风险敞口进行了计量。后续的包括Collier 等(1992)、 Bodnar等 (1995, 1996, 1998), Phillips (1995)、Grant and Marshall (1997)Berkman等(1997)。
总而言之，国外在理论和实践领域都要先于国内，因此引进和吸收先进的经验是我国学者和企业管理者应该秉持的原则。
我国的外汇市场发展较晚，且市场发展程度较低，理论和实践相对都不是很成熟，对相关研究基本处于引进和吸收过程。特定的理论研究多借鉴国外的相关理论一方面就自身条件下的汇率风险敞口问题、企业价值与汇率风险相关性问题、以及企业现金流通风险敞口相关性等问题展开讨论。具体参见史献平（2003）、叶永刚(2005)、许谨良(2006)等学者的综述性成果。
在吸收和借鉴国外研究理论的基础上，我国部分学者也对风险管理的研究作出了贡献。吴念鲁、陈全庚(1989)提出了事前事后管理汇率风险的不同方法，并针对事前事后的不同操作流程进行了论述。张震(1998)系统参数了整个风险管理过程的实施步骤，并就实际操作工具的应用给出了建设性意见。郭磊(2003)指出汇率变动的风险应在预测的基础上置顶相应的保值措施。在新的国际背景下企业应不遗余力地进行人民币汇率的跟踪分析和预测 (王续彪，2001；周海，2005)。除以上列示的成果之外，国内学者则针对我国相对独特的金融结构集中探析商业银行的汇率风险操作。这方面突出的成果包括涂永红（2002）的《外汇风险管理》、张建友等（2004）的《现代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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