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告【想成为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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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相反的感觉、期望和设想导致日本人采取侵略中国的行动。按日本改革派——陆军军官、右翼反对派、某些知识分子以及通常对领导不满的人——的观点，中国正变得越来越团结和强大，而日本却在无望地摸索走出国内困境的道路。有了这样的感觉，沈阳事件的设计师们——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得出的结论是简单而直截了当的。他们应排斥国际主义作为国家政策和生存的基础。他们也应摒除中国以足以威胁日本权利和利益的统一强国出现的可能性。不论怎样，国际主义似乎正在整个世界消失，而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努力维护它的主权。如果日本要继续作为一个能生存下去的国家，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似乎就是大胆地将中国置于日本的彻底控制之下。

中日在满洲的冲突是一场正经历严重经济困难的工业国与决心恢复并维护国家主权的农业为主的社会之间的力量的抗衡。由中国人袭击在满洲的高丽农民而引发的直接对抗是象征性的。高丽人是日本迅速工业化的受害者，殖民政权使他们无家可归，无地可种。在日本人看来，这些高丽人是最无足轻重的一部分人，但他们在满洲的状况，却受到日本当局的关注，因为他们指望该地区能减轻国内的经济困难。另一方面，在中国人眼中，为了国家的重建和国内的稳定，防止外国进一步的蚕食是至为重要的。日本的经济困难是它自己的事，而解决这一困难不应以牺牲中国的主权为代价。中国人也许会说：真是太糟了，日本在满洲企业的收入下降，几万名日本人失业，南满铁路正经历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但在中国人看来，这些是全球性衰退的结果，不应责备中国的收复主权运动。然而日本人却相信，如果没有中国对他们既得权利的攻击，他们就不会这么痛苦。日本的旅馆、餐馆、建筑承包商以及娱乐场所的营业额都在急剧下降，而且他们确信，这都是中国造成的。只要日本采取有力行动并抵制中国的抗日运动，一切都会恢复正常，而日本的权利也会得到保障。世界经济危机就这样为满洲事件的爆发提供了直接的背景。对于被卷入这一事件的日本人来说，满洲不是中国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应是日、韩、满、汉和其他民族——在日本引导下——共存共荣的一个区域。他们确信，日本有必要的军事力量、资金和技术，足以使这个地区变为经济发达、安全和稳定的乐土。

不管是不是日本人蓄意挑起了卢沟桥战端，事变本来无须导致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因为 7 月 19 日宋哲元签署了一项从宛平撤军的协议，并在其他方面完全满足了日本的要求。但是，南京和东京的决策者们发生了较大的原则性争论，这些争论把两个国家推入全面战争。国民政府认为，任何仅由北平地方当局决定的解决办法，都会支持日本提出华北脱离其管辖范围的要求。因此，它坚持维护中国在华北的全部主权。它还把几个（ 2—4 个）师从华中推进到河北南部，靠近保定，对华北日军形成巨大威胁。另一方面，日本人以把国民党权力排除出华北的原则作为其政策的基础。在中国人显示力量面前，他们决心不向后退。因此，他们开始在平津走廊上加强他们自己的兵力。

1938 年 10 月下旬武汉和广州失陷后，战争的特征和国民党区域的状况起了深刻的变化。战事渐次进入一种僵持局面。尤其在 1941 年 12 月 7 日 ③ 日本攻击珍珠港后，国民党领导人预料西方盟国能够打败日本，无需中国作进一步的牺牲。毕竟他们已经单独与日本打了四年半仗。因此，他们对与日本人作战，不如对遏制共产党人那么专心致志。共产党人日益增强的势力和地区性的控制，对战后时期的国家统一和稳定呈现了不祥之兆。但是，最重要的是重庆国民党政府发现，它自己陷入了似乎不可逆转的军事、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恶化过程。这种恶化，到 1945 年使它处于虚弱和萎靡不振的状态。

然而，退化在最下层，在应征入伍者中间最为明显。战时中国军队大部由征兵组成。所有男子，凡在 18—45 岁之间——除去学生、独生子和严重疾患者——均得服从征召。按照法令，他们以抽签的方式公平地被挑选。事实上，有钱有势的人逃避征召，而无钱无势的国民被强征入伍。征兵的军官们往往甚至连抽签的手续都不顾。有些农民简直是在田里劳作的时候被抓去的；另有一些则是被捕去的，那些不能买通路子出来的人于是就被编入军队。

服兵役是一种可怕的经历。没有运输车辆，新兵常常行军数百英里到他们被指定的部队——有意远离新兵家乡，以减少开小差的诱惑。新兵常常被用绳索套在他们的颈子上缚到一起。夜里，他们可能被剥光衣服，以防他们私逃。就食物而言，他们只得到少量的米，因为征兵的军官们为了一己私利，惯常“克扣”给养。就水来说，新兵可能不得不从路边的泥水坑里饮水——这是引起腹泻的一个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应征新兵队中流行开来。然而，他们得不到医疗，因为新兵在加入他们被指定的部队前，不被视为军队的一部分。八年战争期间，这类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过 100 万。

抵达部队的新兵们经受住了也许是他们服兵役的最坏时期，但他们的前景往往仍是黯淡的。在中央军里，食物和服装一般是充足的。但是，那些不幸被派遣到某些地方部队——诸如陕西和甘肃的部队——的人命运极为悲惨，谢伟思报道说：“几乎像乞丐一般”。

造成国民党军队战斗效能减弱的首要问题并非武器短缺，而是食物短缺。 1944 年 10 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主要关心部队的调动和部署问题。但是，不到一个月，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按照部队规章，每个士兵发给每天 24 盎司米，一份盐；每月一份全薪，如果全花在食物上，一个月可以买一磅猪肉。一个中国士兵靠这些配额可以很好地维持生活。可是，事实上他真正得到的仅仅是分配给他的食物和钱的一部分，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结果是大多数国民党士兵营养不足。一位美国专家 1944 年广泛地检查了不同种类部队的 1200 名士兵，他发现 57% 的人表现出营养不良。这显著地影响了他们发挥士兵职能的能力。

与他们的个人不和搅在一起的，是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目标根本不同。史迪威只关心增进中国对抗日战争的军事贡献。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开始训练飞越驼峰到达印度的中国军队，并建议国民党军队应从根本上加以改编。他断言根本的问题不是缺乏装备，而是有用的装备未被有效地使用。他争辩道，这支军队“总的说来处在令人绝望的状态，营养不良，不发薪饷，未经训练，照管不周，而且贪污腐败”。作为一种补救办法，他建议把军队的规模裁去一半，清洗不称职的指挥官，并由美国来训练和装备首批30 个师，最后达到100 个师的精锐部队。他还建议，由美国训练的中国师发动一场攻势来收复缅甸，因为只要日本控制那个国家，中国的外国补给物资就只有依赖飞越驼峰流入的有限货物。史迪威认为，只有靠开辟一条经缅甸的陆路，才能输入充足的物资来装备中国军队，以大举进攻在中国的日本人。蒋介石把与日本打仗置于一个较低的优先地位。在他看来，在盟国参加战争以后，最终战胜日本是肯定无疑的。但是，他与共产党人的角逐尚属未定之局。因此，他主要关心的是保存和增强他和国民政府的权力。史迪威关于改编军队和对日本人发动进攻的建议，对蒋是最讨厌的事，因为这些建议有打破他所造成的政治力量微妙平衡的危险。比如，他装备最好的军队是忠诚于他的人所指挥的，纵令他们往往在军事上是不够格的。假若照史迪威极力主张的那样去办，军官们都得任人唯才，那末军权将落到他的潜在政敌们的手里。举一个恰当的例子，史迪威十分尊重白崇禧将军，很想委派他担任国民党军队中具有实权的职务。史迪威所忽视的，而在蒋的思想中最先悚然出现的，是白崇禧是一个有着长期反叛中央政府历史的前广西省军阀。同样在 1943 年，史迪威建议共产党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在华北联合发动一场对日本人的战役。然而要劝导共产党人参加这样一场进攻，势必要把武器和其他物资供应他们，蒋当然不能接受重新装备或以其他方式加强他所憎恶的人的方案。一号作战战役的成功，使中国在军事上处于绝境。为寻求解决这场危机，罗斯福于1944 年9 月19 日，要求蒋介石授权史迪威“不受限制地指挥您的全部军队”。① 史迪威亲自送达这份电报后，在他的日记里记载：“我把这包红辣椒面交给花生米，然后叹了口气往后一靠坐了下来。投枪击中了这个小人物的太阳穴，并且穿透了他。真干净利索，他除了脸色发青，说不出一句话来以外，眼睛一眨也不眨。”② 但是，史迪威的狂喜是短暂的。蒋懂得由史迪威来指挥作战，中国的政治权力也许将缓慢地然而却确定无疑地从他的掌握中滑落。这种情况他是不能接受的。他不屈不挠地劝说罗斯福召回史迪威。1944 年10 月19 日，艾伯特·C. 魏德迈将军被任命为蒋的参谋长和在华美军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