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实每一天 发表于 2018-3-18 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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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日本对满洲的事情表现出特别关心，并从日俄战争起在那里保持了有力的地位。日本人密切注意张作霖的兴起，并在必要时积极干预，务使满洲的人事任命和政策不是不顾日本的利益而决定的。由于皖系在1920年的战争中失败，而张作霖作为直系的同盟者对皖系的失败做出了贡献，张成了全国性的人物；他控制着满洲和作为战利品一部分的内蒙。日本政府做出了一项政策决定，这项政策决定在整个张作霖余下的生涯中成为日本与张的关系的指导方针：日本将在使满洲发展和组织起来以及牢固地控制满洲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帮助张作霖。但是，日本对张谋求实现在中央政府的野心将不予帮助；他们要张留在本地，致力于满洲的治安和社会秩序，而不要卷入那些可能导致战争和混乱，因而威胁日本利益的事情。
虽然帝国政府并非不愿意根据情况对财政援助给予友好的考虑，但重要的是这样做要用经济贷款的方式，尤其是要采取在联合企业中投资的形式，以便避免列强的怀疑和中央政府的猜忌。如果张作霖也愿意日益争取促进中日合作的实体，例如在关于土地的租借、矿山和森林的经营以及其他这类有前途的事业上尽力，如果他愿意尽一切努力贯彻所谓共存共荣原则，并制定已经存在和最近将建立的中日合资经营公司的共同管理方法，那么就可以使东三省的财源自然而不引人注目地兴旺起来。
绝大多数军阀冲突的最初阶段都是一场“通电战”，各方都指责他方的政策和所说的爱国心，同时宣扬己方动机的纯正。直系和奉系的首领们在整个1922年的头几个月中相互交换这种通电，并在春季发展成为军队和枪炮的真正战争。直系军队以惊人的速度——从张作霖在军队人数和武器的明显优势方面来看尤其是如此——打败了奉军。张退回长城外，直系军队没有准备好向那里进军。北京政府随即由直系军阀控制，免除了所有张的官职，但张干脆宣告满洲独立于中央政府，仍旧以完全分离的方式进行统治。
1926年4月冯的部队以段祺瑞阴谋陷害他们为理由试图逮捕他。段到使馆区避难；虽然冯的部队被赶出北京时，他能很快返回执政府，但是张作霖决定反对保留段的职位。因此段失去支持，于4月20日去职。当张作霖和吴佩孚还没有决定怎么办时，北京有几个星期没有全国性的政府。最后组织了一个“摄政内阁”，实质上是一个由占统治地位的军阀们委任的政客的委员会。在1926年剩余的全部时间里，它经历了多次变动，然后在1927年初组织了一个新的摄政内阁。摄政内阁表明，前一个10年中一直在发展的北京政府的衰落达到了极点。从1926年年中到1927年年中，这些摄政内阁“并不比电影中的统治者具有更多的实力”。财政总长没有钱。交通总长无铁路可管，因为铁路全在军队指挥官的手中。教育总长总该管理公立学校，但这些学校被关闭，因为不能支付公用事业的费用，教员也领不到薪金。内务总长“不能任命哪怕是一个下级而不首先考虑军阀的愿望，这个军阀正好控制这个下级将去工作的那个地区”。地方官员通过当地领事馆解决和外国政府的一切争端，外交总长因而无事可做。陆军总长对全国的军事单位并无权力；他受最有权势的军阀指挥。
北京军阀政治斗争这段可悲的记载表明，1928年以前的立宪政府的失败不应当理解为有效政体的衰落，而应当理解为从来没有能力建立这样的政府。段祺瑞、吴佩孚和其他全国性的领袖有时对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有实力的军事控制权。但是这种成就主要是在军事上；从来没有随之或与之结合而建立有效的政治制度，从而规定真正文官政府的权力。也没有做出认真努力去动员人口中有影响的分子来加强政府的政治机构。士兵是军阀仅有的选民。如果国家的官员只能靠军队来维护他们的权力，这种权力就可能被更强大的军队所废除。军阀们的弱点不在于他们谋求权力，而在于他们对权力是什么构成的眼界很窄，因而不能扩大其非军事的方面。
在中国思想史上，1898 年和1919 年通常被认为是与儒家文化价值观决裂的两个分水岭。1898 年的改良运动，是一部分接近皇帝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制度变革上的一次尝试。它开始是作为1895 年被日本在军事上打败的一种反应，但却以摈弃传统的中国中心世界观和大规模吸收西方“新学”的努力而结束。这一运动在晚清的现代化趋势和1911 年帝国体制的崩溃中，产生了结果，随后引起了更彻底的思想重新评价浪潮。1898 年改革的锐利锋刃已直接指向继承下来的政治制度，而以1919 年五四运动为其标志的彻底的“新文化”思想运动，也被看成是对传统道德和社会秩序的一种攻击。后一运动的领导来自中国新近现代化的大学和中学。除了反对帝国主义之外，它的目的是建立一种清除了过去中国封建遗留物的科学和民主的新文化。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已明显地从对传统价值核心的怀疑，转向对它的彻底的否定。此外，在这同一时代，知识分子精英作为一个阶层，已经历了若干重要的结构上的变化。一方面它建立了以报刊为形式的新的联系与交往方式，另一方面建立了多种类型的学会和政治党派。传统的考试制度已经终止而被学校制度所取代，这导致对传统文职机构中的职业机会的侵蚀，以及知识分子工作的迅速职业化和专业化。文化中心（中国历史上多在城市）受到不同性质的城市生活，即世界性工业化城市生活的影响。如果这些变化所形成的这个知识分子阶层，正在发展一种新凝聚性，那么这种凝聚性也有疏远中国社会其他部分的新危险。知识分子受教育不再是为了做官，越来越处于政治权力的主流之外；他们愈来愈按照外国的模式接受教育，冒着丢掉传统文体的危险，传统文体能够成为与普通民众联系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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