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实每一天 发表于 2018-5-17 05:59
【加入充实计划】【了解充实计划】
|新充实挑战| |公告【想成为牛人】|
阅读1小时,总计501小时,第468日。
阅读《翻身》至50%
根据诉苦表现进行分配的办法,在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都说:“这下我们算是悟开了,八路军真是给穷人撑腰的。人家办事不是光凭嘴皮,而且还有实干哩!阎锡山的兵说起话来怪漂亮,就是没有一点好心,见了老百姓,不是抢东西,就是抓我们上前线。”只要积极参加斗争,就可以实实在在地分到土地、房屋、衣服和粮食。大伙一旦看清了这个事实,就都相继投入到以后的运动中去。但是即使这样,在经过几次分配之后,人们开始发现,那些在斗争中表现得最积极、最勇敢和最热情的农民,常常分到超过应有份额的“果实”,而不少农户同他们比较起来,在遭受的损失和对土地与浮财的需要方面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却什么也分不到。这就表明,积极参加斗争不应该是唯一的标准,还必须按照实际需要进行分配。为了贯彻这样的分配原则,农会特地组织了一个六十人的委员会。其中包括村干部、农会领导人和全村各片(全村一共划分为三片,即西南角、东南角和北角)劳动农民选出的代表。
民兵队是第一个,但不是唯一的把分到的“果实”作为公用的有组织的集体,农会从樊家手里接管了大车店,并且把没收来的好几百斤粮食作为经营资金。农会副主席王雨来亲自负责管理这家大车店,他管理得非常出色,一年之内就把资金翻了几番。从这家大车店得到的收入,一部分用于村办小学的经费开支,另一部分用来购买召开群众大会需用的灯油以及其它零星物品。正如小店铺成了民兵们的聚会场所一样,大车店也变成了干部们的集会地点。他们在这里开会、算账、解闷。以后的两年里,还在这里吃了不少白食。这实际上是堕落的开始,对将来不是一个好兆头。
三月中旬,当全部“果实”分配完毕以后,那些无地或少地的农户发现自己已经生活在一个崭新的世界里了。他们总共分到一千四百五十二亩土地,比原来占有的亩数增加了一倍。原来每人平均只占地二亩六分四,现在一跃而达到了四亩九分八。这部分土地当然不能使他们发财,但却足够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了。这就说明,他们已经从濒临饿死的境地,变得比较有保障了。从前那些打下粮食只够吃个半饱,而必须依靠当长工或租种土地维持生活的农民,现在变为能够依靠自己的土地过活了。
随着支部成员的增加,妇女也象男人一样被吸收进来了。一年之内三十多个农民入了党,其中就有七个是妇女。老家在河北、从前要过饭的胡雪贞,就是张庄妇女中第一批入党的她是个身体强壮、精力充沛的母亲。她的四方下巴、隆起的鼻梁和黝黑的皮肤,给了她一副男性的外貌,这点由于她剪短的头发和如同男子一样的肥腿裤,显得更加突出。她是村里第一个剪去长发,脱掉大多数妇女喜爱穿的束腿裤的女人。解放前二十八年的生活,对她来说简直就是一场恶梦。她年轻时,差点被父亲卖了抵债,她恳求父亲打消这种念头,结果被迫嫁给了一个穷汉;那年她才十六岁。灾荒把她从河北赶到了山西。她男人变成了赌棍,把家里所有的东西,包括他们唯一的一床棉被,都拿去押了赌注。她无可奈何地沦为乞丐,眼睁睁看着三个孩子死在她的面前:大孩子被日本兵睬死了;二孩子闹灾那年害腹胀病死了;三孩子因为她饥饿缺奶,在她怀里活活地饿死了。第四个女孩生下来时,她终于撵走了偷盗成性和游手好闲的丈夫。她讨饭、捡麦穗、替人纺线、上山挖野菜,挣扎着熬过了抗日战争的最后几年。在滴水成冰的严冬,母女俩没有棉被盖,就睡在一堆麦秸里,这样居然活了下来。
共产党员在张庄实行的领导,同西方大多数人想象的并不一样。即使在某一时期,在某些问题上,党和非党干部们滋长了一种可以很恰当地称之为“命令主义”的严重倾向,党不能够,而且也并没有简单地发号施令,强迫农民服从。党在村子里的领导是通过党员在村里一切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但决不是垄断!),通过党员因模范带头作用而建立起来的威信,通过党员集体地对问题进行严肃的研究,通过党员在执行决议时的言行一致而实现的。所有这些,应该明确指出,都只是在相对的意义上说的。并非所有的党员都能够树立威信,有的党员名声很坏;党支部的决议也不是全由集体作出的;全体党员并不总是能够执行决议;有些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在后面将要说到。尽管如此,党支部还是村里组织得最好的、最积极的、最严肃的和最热诚的团体。它努力以模范作用和说服教育而不是以强迫命令实行领导。
贫农积极分子对于他们亲身经历过的,一九四六年夏秋两季的分地斗争感到失望。当所有“果实”分完以后,许多家庭仍然觉得自己还没真正翻身。但是分配财产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提高了社会生产力,贫农获得了大约四百八十亩可耕地和几十间房屋。比这些不动产更重要的是地下挖出来的钱财。从以前富裕的地主阶级手中剥夺过来的金银财宝的价值,超过了八千块银元。这些钱分给了两百户人家,每家大约分得四十块,相当于一个雇农一年的收入。这笔钱的大部分立即被用来购置生产资料,村里牲畜数目的急剧增长就说明了这一点。由于用现款从外地购买了牲畜,几个月中,大牲畜就从七十一头增加到一百零三头,一下提高了百分之四十五。大车、犁、耧以及其它农具也都增加了。
我们在这个村子里碰上的第一个人,并没有比天气更加令人放心些。大街上空无一人。每路过一个大门,我们就往里张望,发现院子里也同样空无一人。正走着,旁边小巷里突然闪出一个穿着深蓝色干部服的小伙子。他手里拿着一支子弹上了膛的手枪,随时准备射击。“同志,”戚云镇静地打招呼,“我们要找区长。”说完,就把一封盖着北方大学印章的介绍信交给了这个带枪的人。她终于掀起帽沿,在厚睫毛下面露出一双黑眼睛,勇敢地看着这个人。“我带你们去吧。”那人说罢,右手握住手枪,左手笨拙地翻着介绍信。他见我们盯着他那支枪,又补上一句说道:“操枪弄棍的,实在对不起。昨天我们这里出了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