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门”动摇“反全球暖化”道德坐标

　　就在12月7日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哥本哈根会议即将召开之际,突然发生了“气候门”事件,有黑客侵入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中心的服务器,从中窃取了1000多封邮件和3000多份其他文件,并将窃得的共160MB数据上传到了多个网络服务器上,一时间在关注气候问题的评论圈和公共舆论中炸开了锅。

　　据一些读过部分邮件的评论者介绍,这些文件暴露了,持人为全球暖化学说的研究者,如何刻意选择统计方法修饰数据,如何在私下抱怨研究结果不确定的同时却对外界信誓旦旦,又如何在学术同行中拉帮结派排斥异己,甚至对学术对手的病逝幸灾乐祸;这些信息,经过人为暖化怀疑者的挑选、渲染和传播,在舆论中造成了巨大影响,很可能影响各国选民对气候政策的态度,这样的态度转变继而会影响政客们的姿态和立场,或许在哥本哈根就会有所显露。
　　讨论气候问题,需要意识到一个前提:地球气候是一个极其复杂、高度不确定、难以认识清楚的系统,对气候的研究包括了从天体物理、天文史、太阳物理,到空气力学和化学、地质史、生物史和生态学等诸多学科,这些研究所需要的事实,绝大部分已湮没在漫长的历史之中,而研究所依赖的诸学科,却多半还很年轻稚嫩。
　　所以,即便在这方面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学者们,对于气候系统运行和历史演变的认识,迄今仍处于十分初步的探索阶段,因而,他们对气候趋势及其背后的动力机制所做出的任何总体性判断,都不能给予过高的置信度;可以这样说,如果具有同等可信度的证据用来提起刑事指控,是远远不足以让法官定罪的,甚至不足以立案;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人为暖化上的结论,应该放在这样背景下解读。
　　气候问题之所以如此充满激烈纷争,是因为一方面关于气候的学问庞杂深奥,为外人所难以理解,更无从评估和判断,但同时,如果IPCC的结论是可信的,且框架公约付诸实施,便意味着低碳大气已成为一项稀缺资源,因而需要为此资源创建排他性,而这将大大影响每个人的生活,不仅提高我们日常的生活成本,对某些产业还将带来毁灭性打击。
　　更严重的是,由于无法阻挡大气的全球性流动,碳浓度的排他性必须由一个全球性强制机制来实施,这将史无前例的为一项生存必需品建立全球排他性,是迈向创建全球政府的一大步;一个对权利、生活、法律和政治体系即将带来如此广泛而深刻变化的进程,无疑会激励人们对此作出评估和表达意见,此时此刻要求外行闭嘴,是粗暴和不切实际的。
　　作为外行,我们有理由怀疑IPCC的结论,尤其当得出这一结论所依赖的推理链条如此漫长的时候;在赞同气候政策的报道和评论中,最多听到的是关于全球暖化的各种迹象和警告,却常常忽视气候政策背后的逻辑链:存在暖化趋势,这种暖化从历史上看是异常的,异常暖化的主因是温室效应,温室效应的主因是碳浓度上升,碳浓度上升的主因是人类活动。
　　这是极端简化的推理链,实际上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复杂的因果推断和论证,如果其中许多环节的可信度都不高,那么基于整个链条的结论就十分可疑了;用如此高度可疑的结论去要求全世界每个人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这是难以令人接受的。
　　此次气候门所暴露的问题,由于尚没有足够的文件被仔细解读,还无从判断;且不论气候学界是否存在有组织的编造和歪曲,但可以相信的是,在科学意见从学术界走向舆论和政治的过程中,极可能被扭曲和放大,因为传播学和政治动员体系内在的具有这种扭曲和放大的本性。
　　媒体历来偏好灾难事件,这从灾难时期的收视率和点击率便可看出,而暖化危机是很好的危机题材,而且气候趋势的不确定性使耸人危言在短期内很难被证伪;同样,政治家也喜欢危机,所谓乱世出英雄,灾难是最有效的动员令,无论所动员的是战士、选票、还是税收。
　　所幸的是,媒体也喜欢丑闻,科学造假是很好的题材,而造假带来的选民愤怒和信任危机也定会引起某些政客的兴趣,或许气候门会发展为一次反方向的舆论和政治浪潮;这样的潮流反复是好事,有助于我们从双方的辩论和争斗中看清真相,作为最终承担代价的老百姓,不妨抱着警惕心静观其斗,而对于实际的政治进程和权利变动则尽量施加阻力,随着更多的事实、理论和逻辑过程被暴露,最终基于常识做出自己的判断;历史上,许多纷争反复都曾帮助我们看清道理和走向成熟。
　　退一步讲,即便IPCC结论可信,气候政策难以避免,中国国民也不应承担比现在更多的义务;事实上,过去数十年的人口形势大扭转（计划生育）和快速城市化,是中国人对全球环境的最大贡献,并且这种转变在今后几十年仍将继续,它的效果远超过将碳排放压缩几个百分点;与传统农牧业相比,城市的高度密集生活大大降低了对环境的影响,包括碳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