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的市民社会是商业社会
——马克思对李斯特的赚钱的工业的批判（3）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把国民财富理解为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是劳动。劳动的发展表现为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国民财富增加的原因是劳动生产力的不断增进。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生专务一业。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他们不能用自己消费不了的自己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随意换得自己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　分工一经完全确立，一个人自己劳动的生产物，便只能满足自己欲望的极小部分。他的大部分欲望，须用自己消费不了的剩余劳动生产物，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来满足。于是，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也成为商业社会。”在商业社会里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商品交换的数量，经济学把商品交换的数量叫做交换价值，交换价值用货币表示就是商品的价格！商品有了价格就可以进行商品交换。“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各劳动者，除自身所需数的以外，还有大量产物可以出卖；同时，因为一切其他劳动者的处境相同，各个人都能以自身生产的大量产物，换得其他劳动着生产的大量产物，换言之，都能换得其他劳动者大量产物的价格。别人所需的物品，他能与以充分供给；他自身所需的，别人亦能与以充分供给。于是，社会各阶级普遍富裕。”研究商品交换的学说，就是政治经济学！“被看作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
政治经济学分为两大体系：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
亚当斯密着重论述了重商主义或商业主义，并认为重农主义比重商主义更适用于人类的生产活动。
第一，国民财富是由货币或金银组成的。为什么重商主义要把货币或者金银作为财富？自然而然是因为货币有两重作用，货币既是交易的媒介，又是价值的尺度。因为它是交易的媒介，所以，我们用货币，比用任何其他商品，都更容易取得我们所需的物品。因为它是价值的尺度，我们便用各种商品所能换得的货币量，来估计其他各种商品的价值。因为货币是财富，所以，有很多货币的人，被称为富人；只有极少一点货币的人，被称为穷人。在重商主义的眼中，发财就是追求货币，发财等于是有了货币。总之，按照重商主义的说法，财富与货币，无论从哪一点看来，都是同义语。
就国家来说，象富人一样，富足的国家往往被认为拥有很多货币。在任何国家，贮积货币或者金银被认为是致富的捷径。在洛克看来，金银乃是一国动产中最坚固最可靠的部分；他认为，由于这个缘故，增加此等金属，应当是该国政治经济的大目标。由于有这些通常流行的见解，欧洲各国都尽力研究在本国累积金银的一切可能的方法。
第二，国民财富增加的手段是，把多余财富作为资本获取利润，利润就是收入，收入是用金银货币计量的。资本是什么？“他所有的资财，如足够维持他数月或数年的生活，他自然希望这笔资财中有一大部分可以提供收入；他将仅保留一适当部分，作为未曾取得收入以前的消费，以维持他的生活。他的全部资财于是分成两部分。他希望从以取得收入的部分，称为资本。”资本有两种使用方法，一种是作为流动资本，一种是作为固定资本。商人的资本不断以一种形态用出，以另一种形态收回，依靠这种流通才有利可图。所以是流动资本。手工业和制造业的资本用来改良土地，购买有用的机器和工具，这些无需易主无需进一步流通即可提供利润的东西就是固定资本。商人的资本便全然是流动资本。他简直无需使用机器或工具。手工业者和制造者的资本，一部分就须固定在工具上。不过，这部分的大小，各业不同，有的行业很小，有的行业很大。但是，这一类手工业者的资本，大部分是流动的，起初或作为工人工资而流出，或作为原材料价格而流出，然后再从产品价格流入，其中含有利润。
资本有四种不同用途。第一，用以获取社会上每年所须使用所须消费的原生产物；第二，用以制造原生产物，使适于眼前的使用和消费；第三，用以运输原生产物或制造品，从有余的地方运往缺乏的地方；第四，用以分散一定部分的原生产物或制造品，使成为较小的部分，适于需要者的临时需要。第一种用法是农业家、矿业家、渔业家的用法；第二种用法是制造者的用法；第三种用法是批发商人的用法；第四种用法是零售商人的用法。我以为，这四种用法，已经包括了一切投资的方法。这四种用法的人格化就是老板或者资本家。

资本家为要获得利润，必须把自己的所有物作为商品，在市场上交换。通过交换既收回了成本，也获得了利润，这就形成了市场。因为商品的生产和上市，曾经使用劳动、资本与土地，所以大部分商品的价格都分解为三个部分，其一为劳动工资，其二为资本利润，其三为土地地租。商品按照价格出售，资本家获得了利润，劳动者获得了工资，土地所有者获得了地租，这就是他们的收入。因此，国内全部居民的收入，亦可分为总收入和纯收入。一个大国全体居民的总收入，包含他们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物。在总收入中减去维持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费用，其余留供居民自由使用的便是纯收入。亚当斯密的商品价格由工资，利润，地租构成。居民收入分为工资，利润，地租，这个理论到了萨伊哪里就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三位一体的生产和分配的公式。
第三，商品交换是怎样进行的？亚当斯密的伟大发现是“世间一切财富，原来都是用劳动购买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所以，对于占有财富并愿用以交换一些新产品的人来说，它的价值，恰恰等于它使他们能够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但是他又说“劳动虽是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一切商品的价值，通常不是按劳动估定的。要确定两个不同的劳动量的比例，往往很困难。两种不同工作所费去的时间，往往不是决定这比例的唯一因素，它们的不同困难程度和精巧程度，也须加以考虑。”“在交换不同劳动的不同生产物时，通常都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上述困难程度和精巧程度，但在进行这种交换时，不是按任何准确尺度来作调整，而是通过市场上议价来作大体上两不相亏的调整。这虽不很准确，但对日常买卖也就够了。”
亚当斯密的结论是，在物物交换已经停止，货币已成为商业上一般媒介的时候，商品就多与货币交换，少与别种商品交换。所以，一个商品的交换价值，多按货币量计算，少按这商品所能换得的劳动量或其他商品量计算。
第四，国内自由竞争的贸易制度即市场经济。有些政论家对商店老板的成见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小商贾群立，虽然他们相互间也许有妨害，但对社会毫无妨害。所以，不需要对他们课税，或限制他们的人数。对于有限的资本，如果分归两个杂货商人经营，这两人间的竞争，会使双方都把售价减低得比一个人独营的场合便宜。如果分归二十个杂货商人经营，他们间的竞争会更剧烈，而他们结合起来抬高价格的可能性会变得更小。他们间的竞争，也许会使他们中一些人弄得破产，但这种事情，我们不必过问，当事人应该自己小心。他们的竞争，决不会妨害消费者，亦不会妨害生产者。比之一两个人独占的时候，那只能使零售商人贵买而贱卖。零售商人多了，其中也许有坏分子，诱骗软弱顾客购买自己至不需耍的货品。不过，这种小弊害，值不得国家去注意，更用不着国家去干涉。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树立起来。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这样，君主们就被完全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要履行这种义务，君主们极易陷于错误；要行之得当，恐不是人间智慧或知识所能作到的。这就是亚当斯密的不需要国家干涉的自由竞争理论！这种自由竞争的理论发展到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就变成了自由主义经济理论。
按照自然自由的制度，君主只有三个应尽的义务——这三个义务虽很重要，但都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第一，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其建设与维持绝不是为着任何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的利益），这种事业与设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能补偿所费而有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决不能补偿所费。
这就是亚当斯密提出的国家不需要干涉自由经济，而需要应尽的三个义务。
第五，在国际贸易中如何获得金银货币？
为了积累金银货币财富在国外贸易上，采取两种办法，限制货币金银输出，和商品输出超过商品输入，即贸易顺差。
在国际贸易上，流通的是金银货币，当那些国家成为商业国时，商人们在许多场合总感到这种禁令非常不便。他们以金银为媒介，向外国购买他们所需要的物品，输入本国或运往别国，比用任何其他商品为媒介，往往都更为有利。因此他们反对这种禁令，认为它妨害贸易。他们说，首先，为购买外国货物而输出金银，未必会减少国内的金银量。反之，还往往会增加那种数量；因为，如果外货消费额并不因此而在国内增加，那些货物就可再输出国外，以高利润在那里售出，所以，带回来的财宝也许会比原来为购买货物而输出的金银多得多。第二，他们说，这种禁令并不能阻止金银输出，因为金银价值大体积小，极容易向外走私。他们以为，只有适当地注意所谓贸易差额，才能防止这种输出。当一国输出的价值大于输入的价值时，外国就欠它一个差额，那必然以金银偿还，从而增加国内的金银量。当输入的价值大于输出的价值时，它就欠外国一个差额，这必然也以金银偿还，从而减少国内的金银量。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禁止金银输出，就不但不能阻止金银输出，而且将使金银输出加多一层危险，从而使金银输出加多一层费用。所以，在这种禁令下，汇兑将更不利于有逆差的国家；购买外国汇票的人，对于售卖外国汇票的银行，不仅要对运送货币的天然风险、周折与费用付出代价，而且要对由于禁止金银输出而产生的意外风险付出代价。汇兑愈是不利于一个国家，贸易差额亦必然愈是不利于这个国家。与贸易差额顺差的国家比较，贸易差额逆差的国家的货币价值必定相应地低得多。
以上的议论有一部分是有理由的，有一部分却是强辞夺理的。认为贸易上的金银输出往往有利于国家的议论，是正确的。认为在私人觉得金银输出有利时，禁令不能防止金银输出的议论，也是正确的。但他们如下的议论却是强辞夺理，即：要保持或增加本国的金银量，比要保持或增加本国其他有用商品的数量，需要ZF更大的关心；自由贸易能确保这些商品的适量供应，毋需ZF给予那样的关心。他们又说，汇兑的高价必然加剧他们所谓的贸易差额的不利程度，或导致更多的金银输出，这样的说法也是强辞夺理。诚然，这种高价极不利于该欠外国债务的商人。在购买外国汇票时，他们要以高得那么多的价格付给银行。但是，虽然由禁令而产生的风险可能使银行索取额外费用，却未必会因此而输出更多的货币。这种费用，一般是在走私时在国内支付的，它不会使人在所需汇出的数目以外，多输出一文钱。汇兑的高价，也自然会使商人努力平衡他们的输出和输入，使他们尽量缩小他们的支付额。此外，汇兑的高价必定会产生类似课税的作用，因为它增高外货的价格，从而减少外货的消费。所以，汇兑的高价不致于增加他们所谓的贸易逆差额，而只会减少他们所谓的贸易逆差额，因而也会减少金银的输出。
重商主义提出的富国两大手段，虽是奖励输出和阻抑输入，但对于某些特定商品，则所奉行的政策又似与此相反，即奖励输入和阻抑输出。但据称，其最后目标总是相同，即通过有利的贸易差额，使国家致富。它阻抑工业原料和职业用具的输出，使我国商人处于有利地位，并使他们在外国市场上能以比其他各国货物价格低的价格出售他们的货物。它提出限制几种价值不大的商品的输出，使其他商品在数量和价值上都有大得多的输出。它又提出奖励工业原料的输入，使我国人民能以较廉的价格把这些原料制成成品，从而防止制造品在数量和价值上较大的输入。消费是一切生产的唯一目的，而生产者的利益，只在能促进消费者的利益时，才应当加以注意。这原则是完全自明的，简直用不着证明。但在重商主义下，消费者的利益，几乎都是为着生产者的利益而被牺牲了，这种主义似乎不把消费看作一切工商业的终极目的，而把生产看作工商业的终极目的。
以高关税或绝对禁止的办法限制从外国输入国内能够生产的货物，国内从事生产这些货物的产业便多少可以确保国内市场的独占。这种国内市场的独占，对享有独占权的各种产业往往给予很大的鼓励，并往往使社会在那情况下有较大部分的劳动和资财转用到这方面来，那是毫无疑问的。
    第六，重农主义比重商主义接近真理
在鞑靼人看来，财富是由牲畜构成，在西班牙人看来，财富是由金银构成的。在这两种看法中，鞑靼人的看法也许最接近于真理！
亚当斯密说，重农主义是把土地生产物看作各国收入及财富的唯一来源或主要来源的学说，从来未被任何国家所采用；现在它只在法国少数博学多能的学者的理论中存在着。在这种学说中，被称为生产性费用的，就只有这三种，即地主的土地费用，农业家的原始费用及每年费用。其他一切费用，其他一切阶级人民，即使一般认为最生产的那些人，亦因为这个缘故，被视为是完全不生产的。这一学说虽有许多缺点，但在政治经济学这个题目下发表的许多学说中，要以这一学说最接近千真理。
第七，看不见的手不是自由市场而是劳动生产力
自从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发表以来，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把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解为自由市场的力量。看看亚当斯密是怎样说的。
“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象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各个人为自己的资本寻找最有利的用途，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也就是获得利润。但是，他对自己的利益即利润的研究，自然会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例如他选定生产衣服，对他来说利益是获得利润，对社会来说，第一，增加了衣服的数量，第二，增加了衣服的价值，第三，增加了社会年收入。按照价值规律，衣服的数量的增加，衣服的价值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所以就衣服的价值来说，不是社会利益的增加，而是社会价值的减少。至于社会年收入，生产衣服获得的收入，就是利润（工资、利润、地租）。利润就是剩余价值。在生产力发展到工场手工业以后，相对剩余价值就是利润。马克思说，“商品的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劳动力的价值也是这样，因为它是由商品价值决定的。相反，相对剩余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正比。它随着生产力提高而提高，随着生产力降低而降低。”由此可见，要增加产品的数量，就要提高生产力，提高生产力以后，商品的价值减少了。但是，利润即相对剩余价值却增加了。社会收入也就增加了。所以，社会产品数量的增加，社会产品价值的增加，社会年收入的增加，只是由于生产力的提高。所以资本家考虑自己的利益时自然而然地要受到劳动生产力的引导。劳动生产力是看不见的手，资本家为增加自己的利润自然而然地要受着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公共利益，社会利益。因此“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谈到看不见的手时说“他们终究还是和穷人一起分享他们经营改良所获得的一切成果。他们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而做出的那种生活必需品分配，和这世间的土地平均分配给所有居民时会有那种生活必需品分配，几乎没什么两样。”资产者在和穷人一起分享经营改良所获得的一切成果。资产者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而做出的的那种生活必需品分配，和土地平均分配给所有居民（包括一切资产者资产者和一切穷人）会有的那种生活必需品分配。土地平均分配自然而然地生活必需品也就平均分配。怎样能实现这种平均分配土地和平均分配必需品哪？显而易见，只有劳动生产力达到了必需品能够生产得像空气一样多的时候就能实现。因此，亚当斯密说的看不见的手指的就是劳动生产力这只看不见的手！
以上就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关于商业社会的基本观点。对亚当斯密的这些基本观点。恩格斯1844年首先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进行了批判。紧接着马克思在1857年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和《资本论》中对亚当斯密以及后来得庸俗经济学家进行了批判。可见消灭商业社会是马克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
劳动者2018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