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辉华：政府选择性执法与公民被迫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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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贵阳市发生一桩暴力拆迁事件。先是房地产开发公司雇用不法分子利用钢管、挖掘机等工具强行赶走住户，限制其人身自由，并毁坏了26间住房。然后是部分住户为了表达不满，用红布条和液化气罐阻断交通要道。最后是贵阳警方逮捕了一些参与暴力拆迁的人和参与违法堵路的人。这一群体性事件虽然得以平息，但是在这场房地产商、居民和地方政府的三方博弈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却并未平息，而且必须得到正视和解决。
为什么房地产开发商竟敢雇人进行暴力拆迁？房子本是公民最重要的财产之一，人身自由也是公民最重要的权利之一，但是这些居然会被一个企业剥夺。这说明这类房地产企业根本不是普通的企业，而是有背景、有势力的组织。要理解谁最有可能给房地产商撑腰，就要看谁更能从拆迁中得到好处。暴力拆迁显然是为了降低拆迁的补偿成本，降低了补偿成本就增加了房地产开发的利润，而得到利润的无非是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暴力”的背后有“暴利”。在地方政府严重依赖土地收入作为“第二财政”的情况下，具有中国特色的“政企合谋”成就了高速增长的GDP和城市化，也造就了诸多的暴力拆迁悲剧。
为什么地方政府不能杜绝暴力拆迁行为？《宪法》和《物权法》都明确规定了居民的合法财产不受侵犯，拆迁房屋需要进行补偿。问题是，法律没有规定具体的补偿计算方法，而这往往是导致拆迁方和被拆迁方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在补偿难以明确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祭出的法宝是《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该条例规定，在某些情况下地方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进行强制拆迁。地方政府并非不知道宪法高于法律，法律高于法规。只不过，地方政府显然更愿意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法律法规。如果实在无法选择法律，还可以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执法方式。事实上，《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也规定了要对被拆迁的房屋进行补偿，补偿的标准要参照房地产市场，“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问题是，在目前的条件下，有多少中介敢于做出对政府不利的估价？更何况，具体的办法仍然是由政府制定的。在某种意义上，地方政府既是交易的主体，又是交易的最终仲裁者，这才是更严重的问题。
为什么居民要通过集体行动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如果不维权，则权利被侵占；如果维权，则往往采取集体行动，这势必违法。当房屋拆迁成本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切身利益时，被拆迁居民的集体行动显然不能指望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看上去，被拆迁的居民处于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况，他们要么放弃权利，要么以失去一种权利（违法受罚）为代价来换取另一种权利。政府的职责就是主动维护公民权利，但如果公民被迫以违法的形式来维护合法的权利，这就算政府失职了。
在这场房地产商、居民和地方政府参与的博弈中，地方政府永远处于主动地位，拥有“优势策略”。如果房地产商能够顺利以低价强制拆迁，并且居民不闹事，那么地方政府就是受益者之一；如果房地产商没有搞定居民，居民如果闹事，那么地方政府就“各打五十大板”，自己仍然毫发未损。可以预见，只要政府能够选择性执法，房地产商就难以避免暴力拆迁，居民就被迫以违法的方式维权，这是一个低水平的均衡。要打破这个均衡，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法律对政府行为有强硬的约束力，从而让居民和房地产商对政府行为有稳定的预期，双方的违法行为自然杜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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