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在杭州市政府主办、亿邦动力网（www.ebrun.com）承办的第四届网上零售年会上见到了真人版的郎咸平。

郎教授的讲演被安排了上午的黄金时间，在杭州市政府和商务部代表的致辞之后。郎教授还是一贯作风，上来就制造阴霾——而其开场白，也是原来我们在他的博客上所读到的中国制造业的内忧外患。

2007年的过剩的流动性，在郎教授看来不是中国站起来了、中国的人民富裕起来了，相反而是中国制造业陷入困境的危险信号。因为中国制造业，尤其是沿海以外贸为导向的传统加工业已经陷入了微利和无增长的状态，所以实业家们已经不再愿意将辛辛苦苦赚到的钱投入到回报率已经无法对抗通货膨胀的制造业里，所以这些实业资本集体流向了充斥着高回报预期的股市和房市。

而中国政府从2007年开始到2008年，对于流动性过剩原因的判断，在郎教授的眼里，压根就是错误的，而基于这宗错误判断所出台的一系列宏观调控的政策，如加息、实施劳动法、降低甚至取消出口退税，无疑是使中国的制造业学上加霜。实业家们本来就已经坚定决心撤出实业，而这些宏观调控政策更是彻底地把实业家们逼上了梁山。所以在这一些列宏观调控政策的组合拳之下，我么看到了一个戏剧性的现象——股市在数次骤跌之后，又踏上了长期的上行走势，并不断创出新高。与此相对的是，在金融海啸真正到来之前，中国广东和江苏的外贸加工行业倒闭工厂数量已经达到了20% - 30%（数字没有具体核实）。这更加表明了这些过剩的流动性，其实是从制造业里出逃出来的实业资本。

然后就是金融海啸，中国外贸总量急剧下降——过去一年出口下降了20%以上，而进口的数据则更令人担心：原材料进口减少了50%，成套机械设备进口下降了50%，说明了中国的制造业根本就是技术依赖国外的对于原材料的粗加工。

我核实的数据是在2008年11月，中国出口自2001年1月以来首次出现环比负增长，下降幅度为9%，而12月下降幅度为11.1%，2009年前三季度中国出口总量同比下降16%-17%，由此看来，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的外贸出口下降幅度和郎教授的数据吻合。而在进口方面，我查阅了一下2009年上半年6个月加工贸易设备进口情况，其环比下降幅度分别是1月64.8%，3月67.5%，4月61.8%，5月63.8%，6月48.5%，仿佛比郎教授的数字更为严重。

郎教授接着说道，除了内忧，就是外患，而这外患，就是贸易战：2009年9月11日（对美国也是个很特别的日子），奥巴马终于签署了对于中国轮胎出口的制裁措施——轮胎特保法案。特保法案在奥巴马政府之前曾经六次递交到小布什的面前，前六次均未得到总统授权。而这次，用郎教授的话说，由于中国商务部谈判代表（徐文英女士）的差强人意的应对，使得中国输掉了这场输不起的战争。可以说轮胎特保法案的通过极大地刺激了美国国内贸易保护势力高筑贸易壁垒的决心，他们相信这届奥巴马政府会替他们撑腰，为他们说话，所以中国外贸之后患也接踵而来：

9月11日：轮胎特保法案，奥巴马宣布对中国轮胎特保案实施限制关税
10月7日：无缝钢管双反调查，美国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无缝钢管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
10月27日：对中国钢产品实施惩罚性关税，美国对中国钢格栅板产品实施7.44%的惩罚性关税
11月3日：对中国金属丝网托盘实施惩罚关税，裁定对中国金属丝网托盘实施2.02%至437.73%惩罚性关税
11月5日：从中国油井管征反倾销关税，对中国输美油井管征收最高达99%的反倾销税
11月6日：对中国铜版纸等征双反关税

在轮胎制裁的谈判中，美国贸易代表提出：在2004到2008年时间里，中国在美国轮胎市场的市场份额增长了12%，而美国本土轮胎公司的市场份额下降了12%，并造成了庞大的失业，所以中国出口的轮胎抢占了美国国内生厂商的市场份额。对此，中国商务部谈判代表给出的荒谬答复包括：
1，  美国轮胎产业在金融危机中的失业人数高达4,400，主要都是由金融危机造成，而非中国轮胎的出口（别人问2004-2008，我们却回答2008之后，这和美国谈判代表的论点在时间上不匹配，所答非所问）
2，  质疑ITC（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数据不准确（2000年中美关系法案，中国承认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调查权威，并且是作为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必要条件，所以这次断然否认是自己抽自己嘴巴）
3，  中国出口轮胎很便宜，使美国人民得到了实惠，所以如果没有中国的出口，美国人民将无法使用上便宜的轮胎，所以美国人民会减少跟换轮胎的次数，从而造成高速公路上车祸的增加（这种论调有点藐视美国人民了，而且有一种大国崛起泽被世界的飘飘然感觉）。

至于郎咸平有没有冤枉徐文英，我不好做评述，不过从下面国内权威主流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的新闻里，我们应该相信，郎教授对于中国轮胎产业谈判代表的批判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不是我们中国轮胎出口影响了美国轮胎工人的就业问题，而是全球经济下滑导致美国的一些轮胎企业关闭。”徐文英反复强调这一观点。（对应郎教授的第一条批评）

“‘攻击ITC是不明智的。ITC的大部分投赞成票的委员都是民主党人，而且其目前的主席阿拉诺夫（Shara L. Aranoff）出自国会参议院金融委员会，是一个彻底的民主党人。在一个民主党的总统面前批评资深的同党并不可取。’费尔德曼说。”（对应郎教授的第二条批评，而且我觉得比起商务部负责此次轮胎特保法案的中方谈判代表，郎教授显然是更深入地研究了U.S.-China Relations Act of 2000，并给出了详细的解释。特保法案的产生，参见SEC. 421. ACTION TO ADDRESS MARKET DISRUPTION.
http://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text.xpd?bill=h106-4444）

“在目前经济萧条和失业率攀升的现在，如果提高中国轮胎的价格，只能使这些消费者推迟更换轮胎，从而增加高速公路上安全隐患。”（对应郎教授的第三条批评）

我们再看看中国谈判代表的临场发挥：
“徐文英按照文稿宣读（注意，在这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抗辩中，中方的谈判代表居然是是按照文稿宣读）中方的四条观点。她认为，中国轮胎出口的增长不是美国轮胎工人失业的原因，而是结果。”

“在接下来的问答环节，徐文英在语言方面的困难开始暴露出来。当美国财政部代表米尔斯(Timothy Mills)代表审判席提出第一个问题时，徐文英发现自己不能完全听懂他的提问。徐只好请“考官;重复一次问题。最终，随同作证的中方委托律师司布纳代为回答了财政部的提问和此后的大部分提问。”

“但在与美国核心政府部门会面后，她发现情况比原来预想的复杂。”（我们跟美国已经建交26年了，打过仗、和过好、炸过大使馆、撞过侦察机，我们怎么会把和美国的问题想简单了呢）
原文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下面是新浪转载原文的链接。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90811/02463002574.shtml

与此相对，郎教授提出了两点对反对轮胎特保法案通过的论点：
l  从2004-2008，固特异、固铂等美国公司逐渐将其美国本土的低端轮胎产品转移到中国大陆生产，所以美国轮胎制造商在本土所销售的市场份额的减少，恰恰是其生产海外转移之后，返销美国的结果
l  如果美国对中国出口美国的轮胎加收惩罚性关税，那么在中国的轮胎生产企业（包括转移到中国的跨国公司品牌）必然会将工厂转移到人力成本更为便宜且无贸易壁垒的东南亚国家，而那些地方还盛产橡胶，所以结果是将会给美国本土的轮胎产业以毁灭性的打击

篇幅原因，无法对于郎教授的观点一一转述。我自己另外两点感受：第一，从学校，到机关，我们从来就没有真正培养起辩论的学习和工作的环境，所以当我们和美国人进行面对面辩论的时候，我们就全然不知所措了——而抗辩和申诉可能是以后解决国际问题的一个主要的途径。第二，除了郎教授的犀利观点之外，其做学问的严谨显然没有收到经常性“走穴“的影响。我觉得郎教授这么多年确实在中国的商界积累了丰富的人脉，但是，我们最佩服郎教授的地方还是其对于中国经济和商业问题的深入见解——这些人脉是其更加深入研究中国经济和商业问题的突破口。衷心希望能继续聆听郎教授深入浅出的分析和精辟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