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告【想成为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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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革命都创造了一些新的词汇。中国革命创造了一整套新的词汇，其中一个重要的词就是“翻身”。它的字面意思是“躺着翻过身来”。对于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这就是本书题名为《翻身》的原因。

十年前，为了阻挡日军南下，曾经炸开河堤，使黄河改道。但是这并没有挡住日军。一九四七年三月，国民党军队奉蒋介石的手令，在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的技术人员、资金和物资的援助下，又一次使黄河改道。黄河又冲回了战前的故道，把山东解放区劈为两半，在山西根据地独眼将军刘伯承的革命军队与山东根据地陈毅将军的革命军队之间隔了一条两里宽的大河。这场人为的洪水把整整一个地区的经济破坏了，使建立了十多年的、拥有十万人口的五百个村落在几日之内被淹没。夏雨带来了大水，又使五百万人口的平原受到威胁。成千上万的农民集合起来修整久已废弃的河堤，而蒋介石却派出轰炸机和战斗机，轰炸已经修复的土石工程，扫射修堤的民工。

配合一九四七年军事攻势的是同等重要的政治攻势。这场政治攻势的中心是《土地法大纲》，它制定于一九四七年秋，并于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发表。新法令以斩钉截铁的语言，宣布了封建土地制度的死刑：第一条——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第二条——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第三条——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第四条——废除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一切债务。

新发布的《土地法大纲》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〇年中国内战期间的作用，恰如林肯的《黑奴解放宣言》在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作用。林肯的《黑奴解放宣言》无偿地解放了价值三十亿美元的奴隶，关闭了正在进行军事交锋的工业北方和蓄奴南方之间的和解的大门，把争端的焦点从区域自治转移到奴隶制度，为千百万解放了的黑人投入北军扫清了道路，使战争以摧枯拉朽之势深入到南方境内的各个角落。毛泽东的《土地法大纲》无偿地没收了价值二百亿美元的土地，使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绝无和解的可能，把战争的主要目标从保卫解放区转移到在全国范围内打倒地主和买办阶级，促使了蒋军大批地向人民解放军投诚，推动了中国内地的农民骚乱，鼓舞了国民党后方都市中工人、学生、商人和职员的示威运动。

入冬以后，人们都换上了棉衣裳，这使他们的身体臃肿了一倍。棉衣从两方面起着保暖的作用。首先是它里面絮着厚厚的棉花；其次是在衣服里子的接缝处寄生着虱子。由于拆洗棉衣很费事，因此要想每天去掉虱子是不可能的。虱子不住的叮咬，人们不住的抓挠便产生了一股相当大的热量。冬季里，只要有个暖和日子，就总有一些人散坐在各个阳光照射的角落里，把棉袄摊在膝盖上捉虱子，每捉到一个，就很熟练地用指甲把它掐死。

地主阶级的这种信念，是建立在土地制度及其所产生的文化的稳定性上面的。这种制度和文化自纪元前就已经存在，一直延续至今，并且曾多次出现繁荣。在这种制度底下（它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突然从中国大陆上永远地消失了），典型的农村就是由少数的地主、富农和多数的贫农、雇农、中农组成。占农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拥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土地和大部分的牲口、车辆、农具。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雇农、贫农和中农，却只拥有不到百分之三十的土地以及极少的牲口、农具和车辆。这种状况使他们永远处于富有者的控制之下，过着简直是农奴般的生活。

仅仅拥有较多的土地，还不足以使地主和富农成为村里的统治势力。土地主要是他们进行其它形式的明的或暗的剥削的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些剥削加在一起，就使少数家庭在经济上，因而也在政治上和社会地位上高踞于其它家庭之上。高利贷、手工业和商业的利润，担任公职时的舞弊，掌管庙宇、教堂和宗族事务时的贪污中饱，再加上出租土地和经营土地的收入，使这些家庭获得了很大的势力，这与他们的人口和土地数量很不相称。

申金河的生财之道是很多的，他还主管整个第五区内三十个村子的“孔圣道”组织。张庄绝大多数人都入了“孔圣道”。申金河要定期为道友们主办酒席，向他们摊派支付酒席的款项。但是进款往往比酒席开销大得多，这样申金河就把多余的钱收归己有了。由于全区的道友都要出钱，所以他的这笔收入是相当可观的。

一个姓申的贫农为了给害病的老婆抓药，向申金河借了八块钱。他把儿子申发良抵押给申金河干活，并且订下了七年契约。七年过去以后，由于疾病、工具损耗和申金河公然的欺诈，申发良比最初还多欠了几倍的债。他只好扒掉自己的一部分房子，卖了木料赎身。

富农裴虎义的家业很兴旺，他有八十亩土地和二十间好房子。这所房子与申金河的房子相邻，申金河很想把它据为己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就得让裴虎义破产。他怂恿裴虎义抽上了大烟。等到裴虎义抽不起时，就借钱给他继续买烟土。当裴虎义已经债台高筑以后，申金河又决定组织一个轮借社，说靠着它，裴虎义几年之内就能还清债务。有不少农民被他拉入圈套，每人捐出三、四块大洋做底，然后轮流吃利一年。裴虎义被推为社主，因此也是第一个吃利。无奈他因为抽大烟，整天都是恍恍惚惚的，不久就弄乱了股份。有一天，申金河突然宣布亏空了一百多块钱，他根本无法申辩。申金河乘机提出解决办法，要裴虎义把房子和十八亩地都抵给他，欠别人的钱由他来偿还。为了还清欠申金河的其它债务，裴虎义不得不又卖掉了剩下的土地。就这样，他彻底破产了，一家人被迫离开张庄，流落他乡。

郭春旺、樊朴之、申金河一类地主豪绅通过高利贷、地租和雇工剥削聚敛的财富，是不容易转化为资本的，也就是说不容易经过投资产生利润和使本身增殖的。乡村里没有储蓄银行，商业不多，工业更少。唯一可以投资的就只有土地了。土地是保险可靠的，只是收入不及高利贷大，因为土地缺乏，使得地价总是上涨。张庄和相邻几个村庄都没有多少可以卖的好地，而想买地的人却很多。改良土地是谈不上的。灌溉纵然能使产量成倍提高，可是因为水位太低，在东边三百多里以外的冀中平原上普遍使用的畜力水车，拿到这里便抽不上水来。而要引水，就得修筑一条十来里长的水渠。这样的工程是任何一个地主、甚至任何一个村子也无力办到的。只有全县的合作和支援才能实现这类工程，可是县衙门里的官僚对此漠不关心。资金本来也可以用来买农家肥料、培育优良品种，改革农具，可是不能担保很快获得效益。一场干旱就会使肥料失去作用；碰巧收成好了，税粮也跟着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没人会愿意在肥料、种子和工具上花钱。地主们都将多余的粮食换成银元，埋藏在地下。农民们借债，主要是为了应付丧葬、疾病、春荒等紧急花费，而不是用于发展生产，如打井、置犁、置牲口等。这些钱花出去了，借户本身和经济都没有任何一点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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