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改革陷入危险的下沉螺旋

法学教授 乔新生

2005年12月28日

“不争论”的结果是许多改革缺乏民意基础，政府官员不习惯于面向公众，说明事情的真相。由于公众不了解改革的方向和具体措施，知情权受到损害，所以，他们在表面上迎合执政者的改革举措，在暗地里却采取各种方式消极对抗。

在经济学中，处理个人的财产和处理国家的财产是完全不同的。处理个人的财产可以追求主观偏好，而处理国家的财产则必须民主决策。经过文艺复兴洗礼的西方经济学家在内心深处普遍存在着民主意识，不论他们坚持怎样的观点，秉承怎样的经济学说，在建构逻辑假定的时候，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意识到，面对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问题，决策的民主化是最基本的要求。

如果奉行权威主义，或者打着新自由主义的旗帜，奉行专制主义，在经济决策中排斥民众的意见，那么到头来，必然会出现类似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这样的结局。经济学家在讨论庞大的国有资产未来去向问题时，就好像在谈论自己口袋中的工资一样。这种极端的精英主义思维方式，可能会造成越来越多的国有资产被贱卖。

建设银行在海外的股票价格已经上升了２．７倍！

外国投资者手中的股票转眼间价格已经翻了一番！

当下正热的“贱卖国有商业银行”争论，源于国有商业银行在海外的上市举动。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７日，建设银行在香港证券交易所筹集到９２亿美元的资金，在首次公开发行前，建设银行股份卖给外国投资者的价格为账面价格的１．２倍，但此后建设银行股价不断攀升，写作此稿时建设银行在海外的股票价格已经上升为账面价格的２．７倍。这就是说，外国投资者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股票交易机构可以将自己手中所持有的国有商业银行的股票价格翻一番。

从结果来看，这当然是一种非常不合算的买卖。正因为如此，国内学术界和普通老百姓发出了国有商业银行被贱卖的声音，认为应当有人对此承担责任。很显然，关于国有商业银行被贱卖的指控并非空穴来风。不客气地说，之所以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出现如此多的批评声音，是因为我国改革出现了“一手软、一手硬”的现象。中国２０多年的改革，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放权的改革。在金融领域也是如此。由于权力的下放，少数控制国有商业银行的国有控股公司决定着商业银行未来的命运。无论是改革的路径选择，还是合作伙伴的选择，都由商业银行的控股公司暗箱操作。虽然在公司内部存在着决策的程序规范，但是考虑到，他们控制的是全中国人民的金融资产，所以，无论他们内部决策如何民主，都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公众的顾虑。道理很简单，如果国有商业银行的控股公司决策者对外卖出一个好价钱，老百姓认为理所应当；如果国有商业银行的控股公司决策者对外投资失败，或者选择合作伙伴不当，老百姓自然有理由斥责他们。即使在民主国家，跨国公司的决策者同样会面对这样的窘境。只不过相对于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来说，跨国公司的股东再多，仍然达不到１０多亿人口。而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从理论上来说拥有１０多亿投资者。这就使得中国商业银行的决策者必须谨慎从事，不能有丝毫的懈怠，不能有丝毫的闪失。

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要想走出“不争论”的怪圈，必须在体制改革上作文章，必须增加改革的透明度，增加整个社会的透明度。很不幸的是，由于迈向民主的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经济改革正陷入可怕的下沉螺旋：改革越是深入，反对之声就越大；反对之声越大，不争论的规定就越多；不争论的规定越多，民众的情绪就越激动；民众的情绪越激动，对改革的抗拒就来厉害；改革遭遇的阻力越大，改革的成本就越高；改革的成本越高，改革者寻求外部力量的动机就越明显；寻求外部改革动力越大，国内的民族反对情绪就越高涨……

中国的改革似乎在这个奇怪的历史螺旋中不能自拔。事实上，中国的改革是以广泛的“真理标准讨论”为发端，但在改革过程中，为了提高决策效率，执政者提出了“不争论”的命题，而“不争论”的结果则是许多改革缺乏民意基础，政府官员不习惯于面向公众，说明事情的真相。由于公众不了解改革的方向和具体措施，知情权受到损害，所以，他们在表面上迎合执政者的改革举措，在暗地里却采取各种方式消极对抗。

关于国有商业银行是否被贱卖的讨论，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不少经济学家从经济的角度阐明了国有商业银行寻求跨国公司作为合作伙伴的重要性，他们发表不少文章，连篇累牍地论述引进外资改造商业银行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现在看来，这样做就像愚蠢的外科医生一样，将皮肤外面的箭杆锯断，可是，并没有拔掉皮肤里面的箭头。老百姓面对蒸发不见的国有资产，痛心疾首，而经济学家还在喋喋不休，认为只有引进外来投资者，才能吸引更多的人重建对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信心；只有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者，中国的商业银行才能走出困境。

换句话说，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希望通过加快经济改革来解决商业银行中存在的问题，而普通民众关心的则是，为什么国有商业银行的控股公司擅自做主，将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低价贱卖。普通老百姓质疑的是国有商业银行股权改革程序的合法性，而经济学家则把论争的焦点放在国有商业银行是不是应该对外出售股权的问题上。这种对问题认识上的错位，决定了经济学家的解答不可能令普通老百姓满意。要想真正消除普通民众的顾虑，必须满足他们的知情权，必须加快民主政治的体制改革，让他们参与到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当中。至少在目前，处理涉及到数百亿国有资产的决策问题，必须提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如果允许国有商业银行的控股公司内部操作，将国有商业银行的部分股权转卖给外国投资者，那么，谁能保证这样的交易不会损害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呢﹖

中国经济改革进行到现在，如果民主政治改革不尽快跟上，那么，问题将会越来越多。不论国有资产对外交易出现怎样的结果，普通老百姓都会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在情绪化的背后，是普通老百姓被边缘化的愤怒和无奈。

处理个人的财产可以追求主观偏好，而处理国家的财产则必须民主决策

从当前的争论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学家普遍存在着学术价值判断的缺陷。他们不知道在经济学中，处理个人的财产和处理国家的财产是完全不同的。处理个人的财产可以追求主观偏好，而处理国家的财产则必须民主决策。经过文艺复兴洗礼的西方经济学家在内心深处普遍存在着民主意识，不论他们坚持怎样的观点，秉承怎样的经济学说，在建构逻辑假定的时候，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意识到，面对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问题，决策的民主化是最基本的要求。西方国家的执政者在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过程中，不管他们内心深处多么地不情愿，他们一定会到议会里反复说服来自社会各阶层的议员，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经过国会议员同意，他们的改革虽然可能会取得实际效果，但是他们必然会失去选票，失去执政的资格。

如果奉行权威主义，或者打着新自由主义的旗帜，奉行专制主义，在经济决策中排斥民众的意见，那么到头来，必然会出现类似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这样的结局。目前中国经济学家在讨论庞大的国有资产未来去向问题时，就好像在谈论自己口袋中的工资一样。这种极端的精英主义思维方式，可能会造成越来越多的国有资产被贱卖。

温家宝总理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采访时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作保障，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我们要根据中国的实际，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尊重和保障人权，使人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民主权利，依法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关于国有商业银行是否被贱卖的讨论，其实就是人民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外部表现。倘若有那么一天，人民选举的人大代表能够在最高权力机关就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并且就政府主管部门或者国有控股公司提出的改革方案发表具体的意见，那么，国有商业银行是否被贱卖的问题或许还会存在，但是，有关讨论将会极大地促进中国金融体制改革。

民主的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需要，而且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表现。要想走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螺旋，必须大力发展政治文明。

（原载《中国经济时报》，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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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需要人民的参与

梁发芾

2005年12月27日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３日《商务周刊》文章《“市场原教旨主义”走下神坛》，给人印象深刻。中国正在反思这几年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将来的取向，或许是要矫正市场化神话带来的弊端，改革要更加回归到政府主导的道路。

近几年的改革，有成功有失败。不用说，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如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即使不是失败，也至少在过度市场化中，伤害了广大百姓的利益。对于教育、医疗这些准公共产品，完全走向市场化确实是不可取的。政府应当担当更大的责任。但是，在反思失误或者错误的改革时，不应忽略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就是，任何改革，只有让人民充分参与，充分听取人民的意见，充分发挥政治民主，才是避免失误的惟一正确的道路。如果忽略这一点，那么，矫正市场化，会不会又走上政府过多地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老局面？

人们也许不会忘记前几日吴敬琏就改革问题说的一句激愤的话：“什么人可能反对改革？一个是既得利益集团，一个是贫困群体。”（１２月１３日《中国青年报》）吴先生也许说对了一半：贫困群体可能真的反对某种改革，比如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但问题是，这种以牺牲贫困群体切身利益进行的改革，怎么能够有理由得到贫困群体的由衷支持呢？话说回来，就是这些利益相关者，他们反对这种伤害自己的改革的时候，又有什么机会，去表达反对的意见呢？影响决策的作出和实施呢？

在过去的一些事关人民切身利益的改革中，民众基本上是没有发言权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走下神坛》披露了此前一份由卫生部制订的未公开的《医院体制改革指导意见》，“以前隶属于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医院的剥离工作，必须在２００５年以前完成……各级政府将只保留一两家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大型医院，其他医院将逐步对业外资本开放。”根据“上面的精神”，下面闻风而动。像这种事关人民健康重大事项的改革，却是按照未公布的部门文件指导执行的。人民不但不能参与，而且根本不能知情。公众缺席进行的改革，不能保证公众利益，甚至仅仅了为了满足决策者执行者的利益，也就不难理解。而这种违背公众利益的改革，受到公众的反对是理所当然的。而如果他们能够参与到决定改革的政治进程之中，充分表达他们的意见，则这种严重伤害民众的改革，也许就不能通过。

过度市场化的改革带来了严重的问题，现在反思、反拨、矫正，都是必要的。但是，根本的问题不在于市场化，而在于民主政治的不完善，人民的缺席。如果这种现状不能改变，则仍然不能保证拨乱一定能够反正。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卫生部长高强说，“在欧洲发达国家，医疗卫生费用的８０％—９０％由政府负担。即使是美国那样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医疗卫生服务高度市场化的国家，政府卫生支出也占到整个社会医疗卫生支出的４５．６％（２００３年）。而我国这个比例却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３０％以上，一直降到２０００年的７．７％，甚至在２００３年抗击非典，也仅占８．４％。”（《“市场原教旨主义”走下神坛》）我国政府对于卫生费的投入之少，可见一斑。这里涉及的是政府预算分配的问题。如果人民不能控制预算，则政府对财政资金的支出就不会有什么章法，他们宁可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公车、豪华办公楼以及公款吃喝游玩，也决不会自动地投入到公共产品的生产如教育卫生之中。卫生改革拒绝市场化，政府就能自动提高对于卫生预算的支出？我看未必。

所以，在目前反思改革的工作中，根本的问题，不是只看到某些改革出现了失误，某些甚至已经失败这样表面的现象。要从根本上找到原因。在我看来，根本的原因就是人民民主权利和权力的缺席造成的。因此，根本的出路就在于健全民主政治，让人民根据自己的利益，自己决定如何改革。

（原载《中国经济时报》，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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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问题堪忧 提防央企重陷困境

李荣融

记者赵红梅１２月２５日北京报道 “企业管理体制、经营机制、增长方式等方面的问题，如果不抓紧解决，一旦市场发生大的变化，一些央企可能会重新陷入困境。”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今日在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讲这番话时表情严峻。

就央企的问题，李荣融认为，一是部分央企应对市场变化能力不强。今年下半年以来，部分企业经济效益增速减缓，其中有４５家企业实现利润下滑，有３６家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低于１％，少数企业亏损严重。１－１１月，集团一级亏损企业有１７家，亏损面１０．１％，二级子企业亏损面达３１．３％。

二是部分企业经营成本增长过快。１－１１月，中央企业销售成本同比增长２３．５％，高于同期销售收入增幅１．７个百分点；其中有８０家企业成本费用增幅高于同期销售收入增幅；人工成本增幅高于同期销售收入增幅的有６２家企业，高于同期效益增幅的企业有７４家。

三是部分企业经营风险加大。到１１月底，中央企业银行借款比上年同期增长１２．４％，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超过７０％的有２７家，占４２．９％；非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超过８０％的有２９家，占２７．６％。中央企业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６４．１％，所占比重同比提高１．３个百分点，流动比率为１０７．７％，低于国际公认标准９２．３个百分点；速动比率为８３．７％，低于国际公认标准１６．３个百分点。部分企业依赖借新债还旧债维持日常运转，个别企业面临资金链条断裂的危机；部分企业从事股票、委托理财、期货及衍生品等高风险业务亏损严重；部分企业不重视法律审核把关，造成重大法律纠纷。

四是部分企业财务管理不规范。部分企业财务管理基础较为薄弱，会计核算不规范，会计信息不真实；部分企业通过少转或推迟结转成本、费用挂账、少提折旧、多计或提前确认收入等手段虚增利润，调节经营成果；部分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内部审计监督不到位，经营管理存在漏洞，经营决策和投资管理缺少内部的监督与制衡。

李荣融说，从央企改革调整环境看，央企面临矛盾、问题十分复杂。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社会矛盾的多发期，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很大；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改革仍处于攻坚阶段，调整结构、解决历史包袱问题的任务还很艰巨。国资委许诺利用三年时间来实现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框架，２００６年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后一年。

李荣融表示，２００６年央企工作要更加注重体制机制创新、资源有效配置、注重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自主创新和资源节约、注重企业与社会的和谐。他强调，国资委在２００６年要做到“三突破”，即深入推进中央企业建立和完善董事会工作；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央企业调整重组；抓紧建立中央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

李荣融还具体分析了２００６年央企面临的形势。他认为，明年世界经济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以及国内将实行的各种宏观经济政策，都有利于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但依然存在挑战：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矛盾将进一步显现，钢铁、水泥、有色等部分产能过剩行业无疑将成明年宏观调控的对象；重要原材料和能源供需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国际贸易摩擦和争端可能增多，企业面临的竞争更激烈。

（原载《中国经济时报》，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