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贸易持续顺差格局是国际分工的结果　　2005年汇改以来至2008年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21.1%，我国在美进口总额的比重累计上升3.4个百分点至18.1%。本轮危机期间，部分新兴市场国家本币出现大幅贬值，由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基本稳定，使我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条件恶化，但2009年前8个月，我国在美进口份额仍上升1.5个百分点（见图6）。由此可见，我国的贸易顺差格局与人民币汇率水平并无直接联系，而主要是因为我国特有的经济禀赋与国际分工格局的调整相结合，增强了我国贸易竞争力。我国劳动力资源充足低廉、工业体系完整和外向型经济政策激励等内在因素，使我国成为世界制造业转移的重要目的地。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增长，外资大量流向加工制造业部门，带动国内生产能力增加和劳动生产率提高。2001〜2008年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年均增长接近15%，制造业吸收了超过半数的外商直接投资，劳动生产率在2000〜2005年间增长63.4%，远高于印度的26.9%和东盟的15.5%。我国作为世界加工厂的角色日益明显， 2001〜2008年间加工贸易顺差对同期贸易顺差的贡献率为123%，而加工贸易出口约80%来自外商投资企业。　　
　　2010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展望
　　2010年人民币汇率可能再现升值压力
　　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困难和严峻挑战，但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趋势没有改变，国家制定实施的应对危机一揽子政策措施有望使我国经济率先复苏。同时，形成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大额顺差的各种内外条件在中短期内仍然存在，如国内储蓄率较高、外向型经济依赖、国际分工格局和外部需求增长等，而一些既有因素在本轮危机后也有可能加重。如美联储实施的超低利率经济刺激政策，刺激了国际市场美元套利交易。统计显示，因为当前美元利率处于历史低点，我国企业借用国内外汇贷款支付进口大幅增加。2009年一季度末，金融机构各项外汇贷款余额比年初减少85亿美元，4至9月份增加1081亿美元。我国银行为满足国内外汇贷款需求，大幅减少境外资产运作，9月末金融机构对外证券投资、对外拆放和存放资金余额较3月末下降650亿美元左右。企业购汇意愿减弱成为我国银行结售汇顺差环比增加的主要原因。2009年二、三季度，我国分别新增外汇储备1779亿和1410亿美元，增幅分别创历史第一和第三高的水平。预计随着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的进一步改善，下阶段我国国际收支顺差可能进一步增加，国内外汇供求失衡矛盾重新加剧。
　　多极化将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大趋势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充分暴露了现行以美元本位为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突出弊病：一是国际货币发行国的激励不对称，二是美元信用基础的动摇导致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不可持续，三是美国独享铸币税收入的不公平性。本轮危机既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恶果，反过来又对其形成破坏。危机期间，美联储采取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国家信用扩张措施来救助国内金融机构，货币供应增加，联邦政府赤字和负债上升，美元的信用基础进入了一个长期的下滑和动摇的通道。截至2009年10月末，美元指数较2009年3月最高点已贬值接近15%。后危机阶段，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可能演变方向一是以美元、欧元及其他主要货币为支柱的多货币体系，二是创造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无论何种演变方向，均旨在摆脱美国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绝对影响，这必然降低美元的国际地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近年来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从本世纪初的70%左右逐步下降，在本轮危机全面爆发前的2008年二季度已降至62.9%，危机中因美元的避免险作用暂时反弹，但随着危机趋于缓解，2009年二季度再次跌至62.8%，为1999年以来的新低。如果人民币汇率继续盯住美元，一方面，不利于降低中国经济金融对美国的依赖，并影响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另一方面，在经济复苏进程中结构调整进展缓慢、各国均面临高失业压力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政策不作为还可能重新招致人民币重估的国际舆论。
　　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和全球经济逐步复苏，本轮危机期间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内外部市场环境正发生变化。我国国际收支逆转风险降低，外汇净流入回升，国内流动性指标强劲反弹，信贷增长、通胀预期和资产价格上涨已出现值得警惕的苗头，而全球流动性快速增长、国际货币体系多极化等外部因素也将加重这种状况。如果人民币继续保持对美元汇率稳定，有可能被带入“美元陷阱”，重蹈2001年后人民币随美元贬值而被动积累较大升值压力的覆辙。在各国开始普遍关注后危机阶段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机制问题时，我国也应避免短期政策长期化，考虑重归市场化改革之路，按照主动、可控和渐进的原则继续推进汇率机制改革②，还原汇率政策作为宏观调控工具而非调控目标的本来面目。无疑，随着汇率形成市场化程度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将会增加。从此轮危机中的表现看，尽管一些新兴市场货币汇率经历了大起大落（见图5），但与以前僵化汇率机制下的情况相比，这些新兴市场的经济金融体系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是增强而不是减弱了，并没有出现大面积的货币危机、金融危机。克服“汇率浮动恐惧”，也是我国汇率制度改革中必须迈过去的槛儿。何况在货币政策独立、汇率稳定、资本流动三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如果既要确保宏观调控的效果，又要维持名义双边汇率稳定，则必定需要全面加强资本管制。在国内外汇供过于求的压力下，又必然是加强对资本流入的管理，这将会影响稳定出口和利用外资，与当前“保增长”的目标相悖，同时因管制给贸易投资造成的不便利本身也是一种成本。而且，我们还需要冒的风险是，能够稳定双边汇率却稳定不了多边汇率、能够稳定名义汇率却稳定不了实际汇率。
　　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需走出三个误区
　　一是阴谋论，即将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归于国际社会压力。实际上，在汇率政策天然具有外部性的情况下，采取不合作态度、漠视国际社会诉求，既容易激化国际经贸摩擦，不利于创造我国经济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又容易激化逆反情绪，错失改革良机。我们应该以我为主，根据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客观需要，兼顾履行国际义务，掌握汇率改革的节奏和力度。同时，应该积极主动、有理有据地宣传解释我们的汇率政策，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二是升值论，即将人民币汇率改革等同于人民币升值。然而，汇率改革的重点是允许市场供求更多地决定汇率水平，变市场与央行之间的博弈为市场参与者之间的博弈，以激活市场多样化预期，增强市场有效性，消除汇率预期的单向性。而有效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价格的不确定性。正如尽管市场普遍认为美元中长期走贬但仍不排除其阶段性走强一样，我们也要树立正确的汇率风险意识，克服人民币汇率改革过程中的单边升值预期（受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人民币汇率就曾频现贬值压力）。而一旦摆脱汇率政策的束缚，将有利于增强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三是工具论，即将人民币汇率浮动作为解决当前我国国际收支失衡问题的主要出路。但是，国际收支调节离不开汇率的杠杆作用，却又不能完全依靠汇率的升贬。应在服从内部均衡的前提下，采取一揽子政策措施，从恢复经济对内均衡入手，辅以对外经济政策调整，促进经济恢复对外均衡。包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进一步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增强价格调节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发展金融市场，更好地促进储蓄有效转化为投资；改进涉外经济管理，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等措施。如果其他政策不做根本性调整，而过分依赖价格工具，则必然导致人民币汇率的过度升值或贬值。
　　（作者分别系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2007级博士生）
　　

【作者：文亮 贾宁 来源：中国经济报告】 (责任编辑：谢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