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回顾 2010展望 韩咏红 北京特派员 　　2009年末回顾一年来中国走过的道路，恐怕很难回避几个字：跌宕起伏，逆境求进，忧喜交织。 　　这一年里，中国缓解了全球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与社会造成的冲击，但应对危机的过程中也同时浮现资产价格膨胀，产能过剩，以及原经济结构更为固化的长期隐忧。新疆少数民族地区接连发生严重暴力事件与群众示威，内陆地区群体性事件的数量、规模与激烈程度呈上升态势，一再显露了社会治理难度的加大。 　　但与此同时，中国度过了敏感政治纪念日，成功举行建国60周年阅兵大显国威，中国的国家地位也在西方发达国家深陷金融危机时节节上升，“中美共治”进入国际舆论话语，反映中国上涨的影响力。低迷与复苏；躁动与平稳；紧张与喜庆；交织出一道忧喜参半的主旋律。 　　在经济上，中国实现了V型“胜利反转”。年初，总理温家宝曾将2009年形容为“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但经济下滑的忧虑到第三季度已迅速淡去。中央政府雷厉风行的4万亿（约人民币，下同，约8770亿新元）振兴经济一揽子计划，成功通过扩张公共投资与信贷，抵消了出口骤降给经济造成的冲击，年初定下的“保八”（8%经济增长率）已经十拿九稳，东南沿海地区从年初的“失业潮”转向为“民工荒”，重要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项目纷纷上马，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打下基础。 　　这一切却并非没有副作用，扩张政策加速了房价泡沫膨胀，产能过剩问题上升至中国全行业。中国人民银行前顾问、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原所长余永定11月底就公开警告，扩张政策的中长期影响让人担心，政府提供资金全力扶植的增长将面临“无可避免”的下滑风险。 　　中国政府并非没有意识到过度倚赖投资的风险，它通过家电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改善社保医保等方法，鼓励民众消费，然而结构调整是长期的过程，很难一蹴而就。数据显示，前三季度经济7.7%的经济增长中，投资的贡献率高达94%，为7.3个百分点，消费仅4个百分点，出口负3.6个百分点。 　　应对危机时期，还出现其他的现象。如大型国企凭融资与行政优势扩大影响力，一些领域出现国有经济扩张，民营经济收缩的“国进民退”现象。此外，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倚赖加大，今年“地王”频现，房价飙涨，暴力拆迁事例增多恐怕与之不无关系。总体而言，中国经济显露了对原体制结构的依赖，经济结构失衡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显性化，凸显了来年改革与转型的必要。 　　今年，中国社会不和谐信号比过去更频繁地亮起。这趋势实际上从2008年下半年即开始，今年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加大了对基层官员与公安干警的培训，但围绕环保，拆迁、国企改制的群体性事件依然不断上演。6月，湖北石首一名厨师的命案，导致万人参与的警民冲突与纵火打砸事件。 　　对于中国的群体性事件，专家今年提出“社会泄愤事件”的概念，其特征包括无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有打、砸、抢、烧犯罪行为发生等。参与者主要是借题发挥，以发泄对社会不公、吏治腐败等现象的不满，它说明的是民众对现实的不满或不信任。 　　另外，绝大多数的群体性事件涉及利益冲突的维权抗争，因此，大多数的群体性事件没有上升为权力与政治的斗争。尽管局部性冲突此起彼伏，但是国家稳定不受冲击。政府治理能力又表现在对重大节日的筹备与管理方面，在新疆暴动与示威后，“十一”国庆发挥了振奋人心的效应，让举国上下对国家发展与稳定前景的信心大振。 2010年： 调整关键年 　　世界金融危机影响深化的2009年一晃而过，进入2010年，12月初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透露出政府明年的工作要点：从应对危机时期进入危机后的调整期，调结构、扩内需、发展中小城镇等，是来年工作重点。 　　2010年里，经济政策如何更紧密配合“调结构”的需要，一面降低经济对投资的依赖，同时避免经济下滑与过热风险，并加强惠民事业促进社会和谐，这考验着政府的调控艺术。 　　中国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的关联程度在提高，或者说经济与社会转型的压力在同时加大。中国需要加速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来拉动居民消费，改变劳动者报酬占GDP过低的情况。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加大对公民权力保障，也需要遏制腐败、减少寻租的空间，破除特权阶层利益链。这是一个日益急迫的任务，又是长期工程。 　　这一年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显示，中国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有政策调度的空间，有应急能力，它在全球政治、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也不容置疑。中国不断在进步，在不断应对困难的过程中，也让最难以改变的核心展现得更清楚。 　　它的风险是，当官方报告都将问题摊得清清楚楚，切实变革的进展却持续性缓慢，更多人会失去信心与耐心，社会不满情绪酝酿，但这也是一种资源。经过2009年考验后，带着应对金融危机的实力与信心，在适度风险下涉入改革的深水区，能够保证这个国家进步得更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