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主义的失败并非偶然

人民公社这个响亮而神圣的音符，曾经激励着无数人满腔热情，随着时间的洗涤，也将逐渐淡漠在人们的记忆中，虽然人民公社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停留的脚步是十分短暂的，但是留给人们的思考是沉重的，教训是深刻的。人民公社开创了“吃饭不要钱”的神话时代，把“平均主义”推向前所未有的高潮，人性在“大锅饭”里得到历练，人的觉悟受到了史无前例的挑战，使人们深刻的感受到人性善变的奇迹。


公社是理想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是共产主义的代名词。1958年建立的人民公社，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了空想共产主义者关于公社设想的启发。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谈话时说：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8月21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谈到人民公社问题时说：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他们的著作中，也常常把他们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称为公社。1845年2月8日，恩格斯发表了《在爱北斐特的演说》，对共产主义社会作了细致的描绘，演说中有两处地方提到了公社。


1957年9月20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揭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随后喊出了“超英赶美”的口号。伴随“大跃进”的全面发动，不少地方将原来的农业合作社加以合并，组建成大型的农业社。这些大社建立后，不但规模大，而且变革了原来的所有制关系和社会组织结构，并社活动实际上成为人民公社运动的前奏。毛主席也曾经指出过：“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使用机械，可以一乡为一社，也可以几乡为一社。”大社具有“生产可以得到无限度的发展”、“提前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更快地实现工业和农业现代化”等优越性。于是小社并大社，大社变公社，一发不可收拾。


大社成立后，对于大社叫什么名称，干部社员颇费了一番脑筋。有人建议叫大社，也有人建议叫联社，但又觉得都不合适。于是又有人建议叫公社，理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多次讲到“巴黎公社”，大家觉得公社这个名字不错，就建议叫做“共产主义公社”意即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于是全国第一个“七里营共产主义公社”的牌子出炉了。


可是，这块牌子刚挂出去，七里营村的一个老汉看后说：“我早盼共产主义，晚盼共产主义。我想，我能熬到共产主义活三天就心满意足了。可谁知道共产主义的牌子挂出去了，就是这样子。难道我们现在这样子就算是共产主义社会了？”人们一听，觉得这个老汉的话也有道理，认为称“共产主义公社”确实有些不妥。于是有人建议说：“我们现在是建设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就叫共产主义建设公社吧。”


一时间，大社叫什么名字好成为干部们议论的重要话题。这时有人想起了前不久《红旗》杂志发表的陈伯达文章《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里，曾提到“把一个合作社变成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就提议说，咱们大社里有农业，有工业，有工人，也有农民，有学校，还有商店，而且我们的国家叫人民共和国，政府叫人民政府，银行叫人民银行，总之一切离不开人民，不如干脆将大社改称为“人民公社”。这一名称提出后，得到了干部群众的一致认可。于是“七里营共产主义公社”正式更名为“七里营人民公社”。1958年8月1日，七里营大社在政府行文中首次启用了“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称呼。8月4日，又由公社木器厂制作一块长方形的标牌挂在公社的大门口。


几乎是一夜时间，人民公社在全国各地不约而同的冒出来了。人民公社真的那么好吗？为什么苏联并没有广泛的建立起来？


列宁和斯大林不赞成大规模地组织农业公社，是他们认为苏联当时还没有建立农业公社所需要的强大物质基础。所以斯大林在十七大所作的报告中说：“将来的公社是从发达富裕的劳动组合中成长起来的，将来的农业公社是在劳动组合的田地上和养畜场中，有了丰富的谷物、家畜、家禽、蔬菜和其他各种产品的时候，在劳动组合中附设有机械化洗衣坊、现代化厨房、食堂、面包厂等的时候……将来的公社是在更发达的技术和更发达的劳动组合的基础上，在产品十分丰富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


人民公社在全国上下一片欢呼声中建立起来了，人民公社有哪些特点？是怎样运作呢？


人民公社具有一大二公的特点。所谓大，就是公社的规模大，人多地多，便于进行大规模的综合性的生产建设。有利于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有利于建设中型水利工程和较复杂的厂矿，有利于建设较大规模的道路和住宅，有利于兴办中等和中等以上的学校等等。所谓公，就是人民公社比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加社会主义化，更加集体化，更加公有化。也就是说，农业社和社员的生产资料与财产无代价地归公社所有，多者不退，少者不补，由公社统一经营、统一核算。例如：人民公社建立后，自留地归了公，建立公共食堂后社员私人不便养的猎和羊，将这些送给公社，鸡鸭也变成了集体统一喂养，老年人进了幸福院，吃饭到公共食堂，因此，粮食也不用在社员家保管了，住房也不用那么多了，房子也自然要加以调整，这样进一步消灭了私有制。生活集体化，社员真正以社为家，以国为荣，将来以全世界为家，世界大同。总之5亿中国农民抛弃了各自生活了多年的小灶，集中到了公共食堂吃饭，这不仅是亿万农民生活方式上一个前所未有巨大变化，也是农村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名副其实的“大锅饭”见证了公共食堂的兴衰成败，“吃饭不要钱”瞬间在全国成为家喻户晓令人振奋的口号，“平均主义”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当年人们对以“吃饭不要钱”为主要内容的“平均主义”大唱赞歌，天真地认为中国离共产主义只在一步之遥了。可是，此时我国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远远不具备“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的条件；农民现有的觉悟水平也低，不足以防止吃饭攀比和粮食浪费现象出现，更不足以刺激和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对于一部分从“平均主义”中得到好处的人来说，他认为吃的是公社的饭，得的是公社的好处，对集体产生了严重的依赖思想；而那些劳多得少的农民明显地感到自己吃亏，觉得干多了也是给别人干，积极性大挫。这样一来，过去的懒人更懒了，而原来劳动积极的人一看自己吃了亏，也积极不起来了。


人民公社成立后不久，在全国各地普遍出现了“四多四少”的现象。一、吃饭的人多，出勤的人少；二、装病的人多，吃药的人少；三、学懒的人多，学勤的人少；四、读书的人多，劳动的人少。没病装病，小病装大病，没月经装有月经或借口照顾小孩而不出工的也大有人在。一些原来劳动态度差的人现在更差，原来劳动态度好的人也因受影响而消极。原来每天可送200担肥的，现在只送五六十担；过去能挑100斤的，现在只挑50斤；过去一个人能挑的，现在则要两个人抬。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史无前例的“平均主义”、“大锅饭”不合理。于是群众说：“干不干，三餐饭”，“做多做少，一样吃饱”，甚至出现了“出工自由化，吃饭战斗化，收工集体化”和“吃饭打冲锋，做事磨洋工”的现象。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如果说人民公社是一个梦，那么这个梦总有醒的时候。“大锅饭”持续了几个月就满目疮痍的草率谢幕，永远退出了人类历史舞台。“平均主义”像一根充满神奇力量的魔棒，指引着亿万苦难中的人们找到了寝食无忧的天堂，但转眼间又把酣梦中的人们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在得与失的较量中，个人的利益总是放在第一位，体现出人类社会狭隘的自然欲求性；在扼住人性的贪婪欲望的同时，也唤醒了人性的懒惰自私；在“平均主义”的大熔炉里，人的觉悟显得苍白无力，丑陋不堪，人性的脆弱和无奈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几乎没有任何制度约束的“自由化”状态下，社员已经不是戴着“具有共产主义觉悟”面具的完美社员，在他们的灵魂深处人的自然欲求性已经占了上锋，而且根深蒂固，人本身就有生存和延续生存的欲求，由此而衍生出懒惰、自私、贪婪、依赖的本性。因此人民公社已不是亿万热血健儿为之无私奉献青春和力量的美好家园，而是成了人们索取慰藉在世态炎凉中受挫心灵的借口，修身养性的渡假村。人已非人，事已非事。人民公社崩溃了，一泻千里，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人民公社虽然失败了，但是它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参考的价值。


人民公社的失败说明如下三点：


1、人民公社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物。空想是不科学、不实际、无法实现、毫无实用价值的一种社会性的学说，是在人们对社会还没有完全认识，或者说认识不透彻时产生的，这种错误的学说是错误的、荒谬的，以这样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的人民公社，无疑是要失败，是要受到惩罚。


2、人民公社违背了客观规律。人民公社的基本单位，换句话说，人民公社的主角是社员，社员是人，人就有人的本质属性。人的本质属性是要生存、要生存得更好等，因而人都有惰性，有依赖思想。人民公社里的社员被人为的认为觉悟高，这是错误的根源所在。在生产和分配上，违背了能力的转换和传递规律——财富规律，从而出现了生产与消费完全脱离，这里的生产是形式上的生产，“干多干少一个样”，这里的消费是满足性的消费，“放开肚皮吃饭”，“吃饭不要钱”。

3、人民公社的失败是对供给制,对平均主义,包括“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极大讽刺，也预示着任何否认规律的制度都必将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