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未来人口结构不支撑现行速度
过去20年每年城市化率大约提高1个百分点，过去10年则为1.23个百分点。这是对历史的一个补偿，但是今后未必能够保持这样的高速度。因为人口结构变化异常快。随着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逐步进入低生育阶段，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开始放慢，目前正呈现日益减速的时期，预计到2015年达到零增长，以后则为负增长。意味着农村不再有净增劳动力可供大规模转移。事实上，除了2009年的特殊情况，2003年以后农民工外出人口增长率是逐年下降的。
二、现行的城市化模式不可持续
虽然目前的城市数字总体上和趋势上能够反映城市化发展，但内涵并不完全一致。基于2000普查和2005的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计算，在这两个年份期间，城市人口比重从36.6%提高到44.7%。而与此同时，被统计在城市的人口中却仍然持农业户口的比重，则从40.3%提高到了46.8%。也就是说，城市人口的增量中，71.8%是持农业户籍的人口。
城市化进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没有改变户口性质的往日农民，按照定义被统计为城市常住人口的结果。他们像城市人一样就业和生产，由于两个原因，他们的消费模式与城里人却不尽一致：一个是他们预期仍然要回到农村老家，所以他们的收入是为回乡而准备的，是按照农村模式消费和储蓄的。一个是他们不能享受全部城市公共服务，包括社会保障、义务教育等，所以他们的消费有更多的后顾之忧。而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也没有把他们的需求完全地考虑在内。
因此，城市化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作用，并不能从这种城市化模式中充分发挥出来。
三、深度城市化：不在数量在质量
深度城市化的含义就是把简单的城市常住人口的增加，改变为尽享城市公共服务的市民的增加。换句话说，就是把已经进城的农民工身份转换为市民。设想作为常住人口的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庭已经发挥了一半的城市化功能，深度城市化可以在城市化数字不变的情况下，发挥另一半城市化功能。这样，即使今后城市化速度低于过去，只要是符合这个深度定义的，反而可以事半功倍，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高速城市化战略，达到高度城市化的目标。
四、核心在于公共服务惠及新移民
谈到这种深度城市化，很自然会涉及到户籍制度改革的话题。我们已经发现了，城市户籍身份如果没有均等公共服务的内容，就毫无意义。因此，我们推动深度城市化的着力点不应抽象地讲户籍制度改革，而是具体地由社会保障覆盖水平、义务教育权利和升学权利、住房权利等方面入手。一旦这些外围的问题解决了，我相信就没有人在意是否有城市的户籍身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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