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2月19日时，丹尼尔·贝尔的中国学生丁学良在我面前划了一条直线，用它来象征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从左到右依次排列的是宗教、文化、政治、社会关系、经济结构、技术，这一顺序是为了说明可被改变的难度系数的递减关系。技术最容易被复制，经济可能遵循某种模式，也可能随之带来社会的结构的变化，但是到了政治层面，改变的难度就陡然增加，文化的变化基本是很缓慢的，而宗教的改变更是艰难。
中国令人深感迷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同的片段给我们截然相反的印象。这个国家拥有了世界第一大手机用户群，接驳互联网的人数仅次于美国；她以最快的速度引入了新技术；她的经济表现也颇为傲人，但是她的社会结构仍不够完善；她的文化心理中有不少要素仍滞留在前现代社会。不同的领域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并且遵循着不同的规则。外部世界对于中国的推断失误常常在于，观察者们常常用其中的一个变量来推导出整个公式。
在2004年秋天，一场演讲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辩论。一位来自香港的叫郎咸平的经济学家在复旦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批评了中国最重要的民企领导人之一的顾雏军。前者说后者利用改革之名侵吞了大量国有资产，而后者随即起诉前者诽谤。类似的争论在过去十年中并不新鲜。中国是全球自由市场实验中最重要的一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财产的重新分配不可能是以全然公正的方式进行，一些中国经济改革的受益者往往拥有双重面孔：一方面他们可能是那一代人中最勇敢、最精明、运气最好的，他们看到了历史的变迁，创造了新的财富；另一方面，他们也可能通过对另一套游戏规则的熟悉，将原来属于人民的资产，转移到了自己的名下。
这个本不应吸引太多注意力的事件，因为契合了某种积累了一定时间的社会情绪而演变成一桩新闻事件。在改革的最初时期，所有人都是受益者，僵化的体制被打破之后，人们分享到更多的利益。但当改革在90年代进入深水区之后，利益的得失变得显著起来。如何不让七亿农民游离在全球化的繁荣之外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而尚未发育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无法充分抚慰那些伴随着国企改革而失去职业的工人，他们中的一些人感觉自己为国家奉献了那么多，也曾经拥有虽然不富裕却人人差不多的生活，现在这种平衡感却被打破了，他们需要借助类似的事件宣泄自己的情绪。
很多经济学家卷入了这场“郎顾之争”，但一个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网络与媒体在这场争论中充当了显著的角色，尤其是在网络这个虚拟的世界中。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人在文化领域需要寻找的是自我满足感，而很多人的确通过夜晚在键盘上的随意书写而获得这种感觉。有一种浮躁感正在侵蚀着今天的社会，一个“醒目的”新闻事件常常让人们蜂拥而上，但“审美疲劳”也会快速到来，之后的再度提起只会被人笑话。尽管我们的人均ＧＤＰ刚刚达到1000美元，但无庸质疑，我们已进入了一个消费世界——如果一个事件的娱乐价值被榨干之后，谁还会理睬它。想想赵忠祥事件吧，它显然已是一桩陈年往事。
现实变得零碎、意义变得短暂。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一个还没有彻底完成现代化的国家里，已经有一部分人过上了后现代的生活。他们主要通过媒体来理解世界，他们在虚拟世界里呆的时间比在真实生活中要长得多，让人吃不消的是来自传统与现代、全球与地方的各种碎片的结合体。泛滥的信息还造就了大众社会的崛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不再把自己只当作一个抽象的群体，自我意识空前地觉醒。看看那些公共机构如何拼命地取悦大众就可知道：几乎所有的评选都要进行网络投票、几乎探讨任何话题都要随时宣读手机短信，而拥有平民色彩的明星更容易获得成功……
“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卡尔·马克思说。在传统的根基不再牢靠之时，人们必须培养一种新的心理机制与文化形态。在这个意义上，你就会理解为什么历史作品会突然升温，为什么青藏高原会激起那么多的热情，为什么电影《天下无贼》要借用一个单纯的孩子之口说出那么滥情的期待，为什么那么多人充满激情地谈论儒家、道家传统……
这个国家也正处于另一个关键的时刻，她该如何重新认识自己、定义自己的身份与角色？她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她的触角通往更多的区域，当占全球总人口1／5的人试图重新评估自己的地位时，世界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而她自己仍在变化着，努力穿越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说的“历史的三峡”。
但是，我们仍对这个国家的过去与现在所知甚少，对于我们的各种社会结构缺乏深入探讨，只有一个社会寻找到可以解释自己的方法，它才可能获得内心的平静。
在于1939年出版的《江村经济》一书中，年轻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满怀深情地写道：“不管过去的错误和当前的不幸，人民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将再次以一个伟大的国家屹立在世界上。”这种朴素的情感至今令我心潮澎湃。每一代人都要重新认识中国、解释中国，这种认识不仅来自于理性的判断和统计数字，更重要的是，它要来自你的双脚和敏感的心灵，中国是用来被感知的，我们必须通过一些更简单、更微妙的方式去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