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世昕

　　在春节前一个以城市贫困为主题的研讨会上，数十名经济学家提交的在不同区域做的调查报告，都给出一个相同而清晰的描述：近年来，城市贫困问题并没有因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而有所减轻，相反表现出明显地加重。

城市贫困问题研究缺乏标准及权威数据

　　专家们注意到，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的城市贫困群体，主要是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无法定的赡养人和抚养人的“三无”人员，而新出现的城市贫困群体中，大部分人有工作能力并且愿意工作，但没有工作机会。

　　在专家的眼中，这样一个庞大群体可能来自：国有企业改革和调整导致失业的群体；资源枯竭型城市里大量具有正常劳动能力的城市居民；退休较早、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流入城市、成为城市新贫困阶层的大量农村人口。同时，社会保险、教育培训、医疗保障等制度上的缺位与失效，也在随时随地制造和产生着新的城市贫困。

　　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1978年为2．5亿人，2004年已经迅速下降到2610万人。与此相比，城市贫困问题却有发展的趋势。以2004年为例，专家们估计的数据是，城镇人口贫困发生率为6％至8％，高于同期农村。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并没有国家权威部门制订城市贫困标准，开展专项的贫困状况调查，并定期发布城市贫困人口的统计数据。”经济学者高尚全这样表示。

　　由于缺乏高尚全所说的全国性权威统计和分析，到底谁是城市贫困人口，他们贫困到什么程度，不同城市的贫困人群构成是否不同等问题，谁都没有准确的答案。专家们的态度是，只有回答清楚这些问题，才能为解决城市贫困开出对症的药方。

　　综合开发研究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丁四保2005年下半年对东北地区5个资源枯竭城市的贫困群体进行了调查。他对城市贫困居民有这样的描述：离开原有在国企或者集体企业的工作后，大部分员工在实现再就业、获得失业和养老保险、参加就业培训、享受医疗和教育服务方面，遭遇到了严重的排斥。“贫病交加”使他们的命运堪忧。

　　危险信号：城市贫困将部分发生“代际转移”

　　尽管2006年的日历才刚刚翻开，但住在湖北省中部一个小县城的59岁的老余却恨不得赶紧跨入2007年。老余盘算的是，60岁后，他就可以去社保部门领到几百元的退休金，不用去给别人打零工了。

　　过去曾被农村老家人羡慕吃上“商品粮”的老余，其实已经差不多十年没从原来的单位领到过工资了。老余的说法是，他服务的那个机构早已名存实亡，只有初中文化的他不清楚政策是怎么说的，只知道单位没有钱发，只能给职工上点保险，但有希望的是等到了退休年龄能拿到退休金。

　　老余和农村户口的老伴近十年就靠老余一个人“创造性”的劳动为生，从当小贩到做泥瓦工，反正什么能糊口就干什么。除了必要的温饱消费外，老余一家的消费支出似乎定了格———80年代时兴的电视等三大件一直沿用至今。老余说，至少当年的几十名同事都和他的生存状态相同。

　　老余的一儿一女由于没有一技之长，只能盲目地在北京、深圳、武汉等大城市频繁转移，一年到头挣得的工资，其实也只够温饱。

　　老余一家可以说是经济学家们关注人群的一个缩影：老余尚有劳动能力，但由于单位改革调整，已经有十多年没有工作机会；而老余儿女的状态，被经济学家认作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现在贫困一代的子女，同样没有多少创造收入的能力和机会，他们的待业预示着，城市贫困将部分地发生“代际转移”。

　　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的看法是，今后我国有两类人群容易陷入贫困：一类是进城的农民工，他们的贫困呈代际传播态势，可是第一代人对贫困还无所谓，第二代或第三代贫困者就难以忍受了；第二个容易贫困的社会群体，是老年人口，他们的贫困发生率大大高于其他人群。

　　解决城市贫困问题需要政府通盘考虑

　　农村脱贫已经被证实有效的手段包括：鼓励劳动力进城，提高人口素质，技术推广，减轻农民负担。

　　综合开发研究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丁四保认为，解决城市贫困的问题要比农村脱贫还难。首先，城市贫困居民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不存在“增收和减负”的可能。其次，城市贫困家庭也很少有向其他城市转移的机会和能力，因为他们没有土地作为最后的生活保障，很难承担迁移的风险。

　　有专家给贫困城市开出的药方包括：深化改革，大力发展城市服务业，但反对的专家认为，依靠服务产业脱贫可能在经济发达地区走得通，但在贫困地区就不一定行得通。

　　丁四保说，他在东北一些资源城市看到的情况是，当地发展服务业遭遇的却是小买卖“卖不动”，做家政“没人要”，当护工也“没人雇得起”，而且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主辅分离等制度又破坏了原来可以勉强生产的“依附性服务业”，对贫困城市的服务业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帮助城市贫困人口脱贫不等简单地等同于发展服务业。

　　经济学家高尚全认为，城市贫困问题的解决，关键是政府应该对贫困人口给予一定的保障，同时积极鼓励劳动者就业。

　　这位学者称，以就业获取收入作为基础保障，这也是由我国国情所决定的保障模式。因此，实施就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加强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就显得尤为关键。在制定公共投资、财税金融等宏观政策上，要尽可能以解决就业为导向，尽可能扩大受惠范围。

　　由于农村贫困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是我国目前城市贫困的来源之一，一些专家认为，对于从农村转移出来的贫困人口，城市政府应该给予相对宽松的环境，沿海发达城市应把这一部分人口统一纳入城市管理之中，积极探索外来人口贫困问题的解决办法。此外还应从源头抓起，加强农村劳动力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农村劳动力培训的投入机制、运行机制、绩效评价机制和管理机制，减缓农村贫困的转移程度。

　　高尚全等专家认为，对于资源枯竭型城市而言，解决城市贫困问题，需要跟城市的产业转型和相关扶持政策结合起来，通盘考虑。需要修订有关资源法规，允许部分资源收入地方与中央共享，地方分享部分应全部用于城市发展接续产业，实现经济转型。还需要建立中央政府的“有条件援助”机制，促进地方政府公共财政的形成和公共服务意识的增强。

　　本报北京2月8日电

文章说，当下，城市底层人群“温饱问题”的解决力度在加大。与此同时，他们的“发展问题”逐渐凸显出来，而且越是底层的人群发展诉求越强烈。

　　满足发展需求首先要提供就业保障。据有关部门调查，城市低收入家庭与就业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城市低收入家庭就业率比平均数低了4个百分点左右，他们大多由于家庭主要支撑者失业或无业而造成贫困。对低收入人群来说，一个人就业，就可以救活一家人。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员胡光伟认为，当前应打破城乡就业分割格局，建立以完善劳动力市场、就业培训、再就业援助、就业优惠扶持政策、目标责任考核体系为主要内容的城乡一体的就业新体系。针对无业失业人员、进城农民工等人群文化偏低、年龄偏大、技能单一的特点，应多开发公益性的岗位，落实企业增加就业岗位、加强就业培训的财税、信贷等有关优惠政策。

　　满足底层人群发展诉求的第二个重点是增加教育公平性。成都、重庆、西安三地有关部门近3年来的调查显示，收入水平与受教育程度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学历越高，收入平均水平也越高。拥有大学本科学历者的人均收入是小学学历者的3倍以上，是从未上过学的人员的9倍。

　　为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中央提出了“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的政策。但重庆城市调查队的调查表明，由于政策条件限制，有相当部分的农民工子女无缘去城市就学。如未与任何单位签订用工合同的“棒棒”、擦皮鞋工、保姆等，还未办理暂住证的建筑工人、房屋装修工等。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石英说，自古以来，教育就是社会底层向“上”流动最重要的机制。越是社会底层的群体对子女的教育越是重视，子女有希望，他们就不会绝望。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讲，国家也应该保证全社会义务教育资源享用的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