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政治和做其它任何事情一样，要努力地绕过困难。

没有意识到选民可以直接提名和选举基层人大代表时，我们抱怨没有民主。

现在知道了，又抱怨没有“组织”。

事情不能靠“等”、靠上面的恩赐。

提名和选举基层人大代表，是以基层单位为基本单元的，没有组织照样可以进行提名和竞选。

更何况中国现在的实际情况时，普通人谁也不愿意做人大代表，所以最后都推选了单位领导。

如果你主动站出来说“大家选我吧”，大家肯定选你的，除非你平时人缘坏透了。

我自己参与组织的一次选举，就是以一个研究所为基本单元的，部分研究生提名研究生会主席为区人大代表候选人，经过宣传，他的得票从一百多个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达到第二位，而且使第一候选人得票不到当选所需的 50％。

这个过程中，连“研究生会”这样的组织都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所以，我们应该实践王进喜同志（大庆油田创业时的工人模范）的一句话：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2-13 8:23:19编辑过]

呵呵，说了大多数人都知道话－－－坦白的讲，跟没说没啥区别呵呵。

但强调政治经济学中的人文前提是很有必要的，我在这方面也困惑，如果老兄有什么具体的想法，不妨说出来看看

嘿嘿，我充其量只是一个归纳者嘛。

我看了杨帆的系列讲座“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之后，觉得“中左”很累，没有一个自己的思想。而极左的人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极右的人有西方主流经济学。

所以想到应该把一些大家都觉得正确的思想归纳成一个“中国思想”，为中国的中左和中右提供一个理论依据。

没有自己的理论思想，就只能要借用马克思经济学或毛泽东思想或西方经济学中的某些部分，而这是很难把握的，稍不当心，就会滑到极左或极右那边，或者被他们所利用。

“中左”和“中右”都是温和的，谦虚的，不象极左和极右那样充满自信（换句话说就是脸皮极厚）、奋不顾身（什么难听恶心的话都说得出来）。

所以，中间温和派更应该有一面自己的旗帜，理直气壮地加以坚持和发扬。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2-13 20:31:32编辑过]

——但强调政治经济学中的人文前提是很有必要的，我在这方面也困惑，如果老兄有什么具体的想法，不妨说出来看看。

不太明白，能不能说得再具体点？

我是七七年生的，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对左右的提法感受性不强。浅显理解是将他们看成一种方法的区别－－－急与慢；自由与计划

邓小平理论的意义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将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坐标尺度，将市场和计划作为方法，将所有制和政党形式作为社会主义标志。但随着改革的深入，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尺度日益为社会所认可。同时，在此基础上，逐渐的将所有制移到方法论层次来看待，而不是本体论的角度。这样就同时产生了两个结果，一个是对公有制的怀疑，一个就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质认识的缺失。

当前政治经济学首先要解决的，应该是这个社会的自我标志问题－－也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问题－－－其次才是方法问题－－－没有本体认识，是谈不上方法的－－－现在谈论的方法，基本上都是在“生产力”这个前提下进行的，但在目前理论水平和社会实践下，生产力无法作为这个社会进行自我标志的特征使用。

如果把意识形态或社会注意本体论作为当前理论的重点话，左右这种方法上的争论（如上述，我的理解）就没有多大理论意义。只能用来喊口号和进行政治斗争而已－－－这恐怕也是当前那些非主流经济学家走不上台面的重要原因。

经济学，不管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都有人文前提，只有在既定的前提下才能把人和物放在一起进行研究－－－这个问题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甚至会决定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研究的成败。

首先是因为马克思经济理论是个规范性很强的理论，所以他的人文前提除了作为经济研究的假设前提使用外，还带有很强的规范性－－－也就是操作性。

其次就是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注重在历史层次－－－所以，他的人文理论具有前瞻性。

当前政府宣扬的马克思人文理论主要是从他对共产主义的设想（人的全面发展）和阶级理论（集体主义）中提出来进行拓展的－－－至少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显得很教条和虚无。

而事实上，马克思反复强调人的社会现实性－－－就该从他的经济理论中去寻找人文含义－－－那可能更具有现实性和操作性。

我对马克思经济人文的初步认识如下：

如果将劳动作为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核心的话，可以从两个大方面来看待，一个是个人，一个是人与人。

1从个人看，包括两个方面，外部的和内部的。

2从人与人角度看，包括平等和民主－－后者先不论，单就前者，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中表现的非常明显，即：在抽象劳动衡量下，人们在劳动面前一律平等，差别只体现在抽象的劳动量的差别上。当达到共产主义后，这个在抽象劳动衡量下的差别也消失了，人就彻底平等了－－－同时“价值”也就消失了。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为什么我说对马克思经济人文前提的理解可能决定对他理论研究的成败。马克思将体现抽象劳动的价值作为他经济理论的核心－－－实际是体现了他的这种人文思想。而后人对他理论的研究重点或者在当前社会应用的重点，不是把既定的结论乱套，而是要在当前的社会条件继续发挥这种人文思想。

不多写了，写着累，读着也困难。

俺自愧水平太低，已经三四年没在网上写东西了。只因近来思考这些问题越来越觉得孤单和困惑，很想找些同样热情的朋友一起来思考－－－希望有一天出现一个小小的，但真心实意搞研究的马克思经济学兴趣群体，大家可以面对面的交流争论－－－共勉共进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2-13 23:48:11编辑过]

黄大师，如果西方人没有“组织自由”，那么他们也会跟中国人一个样。即使有了“组织自由”，热衷政治活动的人始终还是少数。

诸种自由当中，有两个自由对于民主的形成是非常关键的：一是组织自由，而是舆论自由。

舆论自由，不是指一般人的言论自由，而是指主要公共传播媒体，电视、电台、报纸、杂志等的言论自由，与及著作、出版、演讲等的自由。一般人的言论自由是远远不够的，只能在小圈子里传递，影响力非常有限。就算是在网络发帖，你发个帖子有1000人点击，已经很了不起了，而且这1000人还是非常狭窄的一个群体。

没有组织自由和舆论自由，民主就是空谈；什么时候有这两个自由了，就是民主终于到来了。这两项自由可以视作任何人是否愿意实行民主的试金石。

[原创]中国人最欠缺什么自由？

有些人认为，传统上的中国人并不（太）欠缺自由。古代中国是典型的农业社会，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消遥自在，“帝力于我何有哉”？有人于是故意发挥说，中国人就是太过自由了，于是散漫、自私、不团结，必须管束起来，并由某些超人带领，才能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

孙中山也曾有类似观点。他认为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太散了，“必须用士敏土（水泥）粘起来”，才能形成牢固、坚强的力量。他举了当时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例子说，相对于西方殖民者对其殖民地人民的专制统治，传统的中国人要自由得多，起码日常生活、家居出行不用受到殖民地那样的严厉管束。

然而孙中山错了。至少在这个问题上，他遗漏了一项很重要的自由，或者说权利，中国人从来不曾真正享有过。那是什么自由呢？思想自由吗？言论自由吗？都不是。尽管中国历史上也多次发生过思想专制和言论专制的事件，从“焚书坑儒”到“文字狱”，但也确实出现过某些思想比较活跃，言论比较宽松的时期，总的来说是有松有紧。因此这两个自由，还不是中国人最欠缺的自由。

中国人最欠缺的自由就是－－组织自由。所谓组织自由，就是任何若干人都能自愿结成某个民间团体或组织（或非官方组织，NGO），这样的组织能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并能进行他们所希望进行的活动的自由；当然也包括任何人都可以不加入某个组织，不参与其活动的自由。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没有这样的“组织自由”；相反，中国人有太多的“被组织”的义务。

的确，传统上中国的官府对于个人的日常生活方面没有太多管制，甚至对某些个人写写歪诗，发发牢骚，“针砭时弊”，也不一定会太在意。但是一旦人们的行为超越了个人范围，被认定为“有组织、有预谋”的时候，立即就会遭到官府的高度警觉、监视，直至镇压和破灭。

因此你看到中国的历史书，对于合法的民间组织及其活动很少有记载，能记载下来的几乎都是一些负面的材料和负面的描述：啸聚山林的盗贼，纠众闹事的刁民，欺行霸市的帮会，群诽朝政的书生，甚至当时的强势群体官员，一旦互相串连活动，马上面临“结党营私”的指控，直至“图谋不轨”的罪名，招来杀身、灭门的大祸。对于政治人物之间的“党争”，无论是皇帝还是“正统派”的大臣、太史，都是用一种否定的态度看待的。

与此相对应的是，只要是皇上恩准、官府组织的活动，则大书特书，呼之鼓之，咏之蹈之，很少有质疑过这样的活动于民是否有益，于理是否可行。“役”是当时官府组织的最普遍的活动，内容五花八门，劳役、兵役、差役、杂役，最多只管基本的伙食，服役者没有任何报酬或补偿。对于年轻女子来说，还有另外的“役”：一年一度的选秀女进宫，这些都是不可违抗也不可埋怨的被组织、被差使的义务。遇到边关吃紧、皇上出巡、先帝驾崩之类的事，还得被一再役使，一再盘剥。乾隆六下江南，一路吃喝玩乐，不知耗费多少财富，盘剥了多少劳力，这样的事情居然还被传为韵事美谈。上行而下效，各级官吏自然也很懂得怎样组织、役使民众，为自己干私活，当然，也各有自己一套堂而皇之的理由。

中国的官府很狡猾，但其实也很虚弱。一方面，他们知道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即使他对朝廷有何不满，也难以构成重大威胁。故而对于个人的言论和行为，尚可不必过虑。但如果民众一旦可以自由组织起来，力量将千万倍地增加，情况就可能失控，统治基础就可能动摇。因此，他们非常敌视、仇恨民间组织的存在和发展，严密监视、极力扼杀。但另一方面，他们也知道组织的好处和作用，因此一直垄断组织的权利，不仅亲自出马组织、役使民众，也同时拉拢、利用、强迫某些民间组织成为自己的附庸。典型的例子是帮会。帮会本是民间性质的组织，但对于那些愿意归附官府、为官吏服务的帮会，官府则许其特权，享其分成；对于那些不愿和官方合作的帮会，则斥之为黑道，极力铲除。不过，不论是哪一种帮会，其合法性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朝代正式的、公开的承认，因而官府始终操控着帮会的生杀大权，这样的帮会就不再是真正的民间组织，而是蜕变成官府的走狗。狗仗主人势，官府不好亲自出面干的坏事，就由帮会去干，如激起民怨，最多也不过是官府的替死鬼罢了。所以才有人们普遍对于帮会的阴暗面的深刻印象，而忘记了帮会原本也出自民间。如果它没有官府撑着，只是个纯粹的民间组织的话，是不可能长期为所欲为的。

这种民间组织发育严重不良，官方、准官方组织大行其道的现象，当然是一种畸形的社会结构。这种畸形结构已经造成许多次严重的社会问题，乃至大规模的动乱和战争。如按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中国远优于欧洲，古代中国的人口也不太多，甚至主要经济制度，也是比欧洲的封建庄园式农奴制更先进的佃农制，佃农的人身自由和生产积极性都比农奴要好得多。然而奇怪的是，自秦以降，每逢发生大范围、大规模的天灾，不是人们流离失所，乞于途、毙于野，就是引发大大小小的暴动和起义，直至全国性的战乱。相对地，这样的情况在欧洲所谓黑暗的中世纪历史上也要少得多，缓和得多。这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欧洲至少还有一个广泛的非官方组织－－教会，在人们最困难的时候可以起到救急、纾困的作用。而在中国，民间组织既没有足够的基础和资源，也不具有全国性的特点。只有一些小规模的善堂和寺庙，支持平时有限的救济尚且捉襟见肘，根本无力应付大范围大规模的天灾。每当这样的灾害发生，人们唯有企盼官府的赈济。而一旦这个朝代已经腐败，于是赈济不力，或者被贪污挥霍殆尽，民众要么等死，要么造反，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这里要补充说明一下欧洲中世纪教会的性质。的确，教会曾经掌握很大权力，例如任免国王、征税和发动战争，但这个权力主要是针对各封建诸侯和上层贵族的，并非直接对老百姓。还在罗马时期，就已经确定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教会对于民间的作用，主要是在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方面（即所谓“上帝”）；日常的行政事务、社会管理则由各封建诸侯们把持（即所谓“恺撒”）。因此，教会对于欧洲的普通老百姓来说，的确是一个非官方组织，而且基督教最初也完全是一个民间团体。中世纪中期以后，由于诸侯国的反叛，教会任免国王和发动战争的权力也不再存在，它的非官方性质就更强了。另外，出来教会以外，欧洲的其他民间组织，行会、商会等的力量和广泛性，更重要的是其合法性，也比中国强得多。

以上说的还只是经济和社会层面的问题。在政治层面，民间组织的严重缺乏和发育不良，更是中国黑暗漫长的专制主义极权统治的重要原因。由于缺少了民间组织这一中间环节，至少出现了以下后果：

1.专制主义极权统治直达家庭和个人，处于分散、孤立状态的被统治者无力抗争，无从回避；不仅普通老百姓无可奈何，甚至“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赐死还要谢恩，做官的也不能幸免。中国人所受压迫之深，实为举世罕见。

2.由于缺乏民间组织，基层民意无法集中和提炼，也无法传递到其他组织和当权者那里，于是整个社会缺少了互相了解、沟通和协商的有效渠道，无法促进共识的形成，只能助长误会和偏见。当权者的施政也缺少了民意基础，即使他主观上希望做好事，也不知道从何做起，效果如何，风险如何。因此，当权者要么凭借自己有限的经验和知识施政，这样出错的机会很高；要么干脆什么也不做，但求无过。

3.由于中国人缺乏组织的实践锻炼，缺乏处理组织间关系、组织与个人、政府间关系的实践锻炼，更没有组织的理论支持，因而一旦某些时期原统治集团力量削弱而有利于非官方组织的形成时，这样的组织却也是一些持极端思想的极端组织，它们的竞争手段也只是最原始的暴力手段。天下大乱之时，也是各种邪教、黑社会势力大行其道之时，偏偏就无法出现一个有自己的政治思想和理论的建设性的团体；即使有过这样的团体，很快就被暴力竞争的胜出者，即新的专制主义统治者所取缔和镇压了。而那些暴力团体、邪教、黑社会势力对民间的残害，也使得老百姓大大增加了对“组织”的偏见和恐惧感，反过来为专制主义统治者垄断组织权利，限制、打击民间组织活动提供了口实。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也曾出现过具有相当的组织自由的时期，那就是春秋战国时代。当时的诸子百家，无一不是具有自己的理论和主张的政治团体，动辄“三千弟子”（那时是很大的数目了），而且周游列国，不但通行无阻，还常常成为国君的座上宾，直至执掌大权，发号施令。一些贵族也有自己的组织，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之辈，也来个“三千食客”，而且“鸡鸣狗盗”之徒，照纳不误，并无强烈的等级、贵贱意识。春秋战国时期是公认的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期。它的价值不在于领土之大，武功之盛，而在于奠定了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基础－－文化。然而这样的组织自由，随着秦并六国，也和言论、思想自由一起被扼杀了。

组织的自由，是政治上实现自由民主的最关键的一环。打断了这一环，曾经灿烂辉煌的中国只能不可挽回地一步步走向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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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志鹰在2005-12-24 11:54:50的发言：
不错的，是对历史的一种比较深刻的认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组织自由，到底哪个更重要呢？楼主说得自然不错，但看一下历史，思想和言论自由还是很欠缺的，楼主最后说的也就是春秋战国年代的百家争鸣。以后呢？很少了，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就很少了，汉初还尊崇过黄老道家的思想。如果思想和言论不能自由，试问它又该如何组织呢？它凭什么组织呢？所以，在现代来说，思想和言论自由应该是很重要的。毕竟，组织还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而个人的思想和言论自由应该是其基础和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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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版此处可能有所误会。我的主贴没有否认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是组织自由的基础和前提，也不是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就不欠缺，而是强调相对于这两种自由来说，组织自由最欠缺，而这个欠缺所造成的后果也最严重。

正如风版所言，这三种自由是有递进关系的。但所谓递进，不是用后一种自由来取代前一种自由，而是说，前者是后者的先决条件。

组织自由有什么意义呢？例如某日鹰版可能也自创了一种“鹰理论”或“鹰主义”，但如果没有组织自由，则这个理论和主义将不能传播，不能普及，不能发展，甚至无人继承。这样，哪怕这个理论和主义是一个多么精辟和先进的思想，终将淹没于历史的尘埃中，对后世的影响为0。

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在汉代被确立为正宗，也在于之前数百年，中国人尚享有较多的组织自由。由孔子到孟子到荀子，一直广纳门徒，传播四方。是故，即使秦始皇烧了几万部书，坑了几百个儒，社会上通晓儒家思想的人依然足够多。如果儒学只是少数几个知识分子书斋里的私下传授，不用秦始皇去烧去坑，用不了几代人，这个学问很可能已经自然消失。

秦汉初期，诸子百家尚有传承，如果不是刻意打击其他学派的组织自由的话，每个学派自然会有它所吸引的一部份人将之继续发扬光大下去的。那么到了一定时候（例如天下有变，或某学派突破性的创新和发展），另外一个学派就可能崛起，再领风骚。秦以后的历史，将是另一番新气象。对于某一个政权来说，它“尊儒”或“不尊儒”并不是最重要的，它也有“尊”或“不尊”、“独尊”或“不独尊”的权利，要害在于“废黜百家”。

秦以后两千年间，可以称得上自成一派，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学说竟是禅学。其中原因，不在于六祖慧能就比其他人聪明，而在于这个学问得到了组织性的传承，哪怕只是在寺庙内，和尚中（实际上已经相当深入部分世俗社会）。其他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等等，没有这样的组织条件，他们的思想精粹只好待几百年后才能被人们重新认识。如果不是鸦片战争后西方对中国的强烈冲击，恐怕也就和历史上其他思想家的思想一样，被后人忘得一干二净了。

再看近代世界，哪一种思想、理论和主义不是借助了组织的力量才能广为人知？才能对历史进程产生重大的影响？

因此，没有组织自由，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也不可能发挥出其应有的功用，仅仅是虚而不实的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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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可夫

其实你说的，是中国缺乏成熟公民社会作为支撑的问题。缺乏这个支撑，小矛盾得不到化解而积累为大矛盾，个人正当权益被权贵侵犯无法申冤成为仇恨，社会发生变动时无社团支撑，导致社会发展和公民思想的“散沙特性”，出现“二三百年一次大毁灭”的轮回。这是我以往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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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公民社会：极权主义病毒的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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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久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发生在俄国、德国、阿富汗以及东方国家这些文化不同、国情各异的国家的那些事情，在英国和美国却没有发生？为什么东欧国家移植了斯大林制度，却没有走上国家对公民的全面控制？这些国家会不会受到极权主义威胁？难道这些国家仅仅是凭借幸运躲过了极权主义的劫数？在思索了很久以后，我认为我找到了答案，那就是这些国家在面临极权主义威胁时产生出了足够抵御极权主义病毒威胁的、成熟的（或者说是相对成熟的）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是一个自然演进的理念。起源于古代希腊和罗马，起初是指那些享有公民权的城邦公民的社会政治生活。到了公元十三、十四世纪，公民社会演变为西欧独立于封建领主体制之外的商业城市文明，意味着不受封建义务和神权的桎梏的世俗的自由空间。到了思想启蒙阶段，公民社会的内涵逐渐趋于丰富，加入了政治民主、权力制衡、社会契约、思想多元等内容，成为独立于国家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私人领域指以市场为核心的经济领域，公共领域指社会文化生活领域），以一系列独立的民间组织、政党、社团、俱乐部、沙龙、学校、教会、工会、行会、通讯、出版、新闻、慈善机构等作为自身存在形式。公民社会介于公民与国家这两极之间，既是联系公民与国家之间的纽带，也构成了对公民个体的保护屏障，同时对政治国家形成了有效的制约。

　　个体的公民是现代国家中最小的单元，公民社会则按照非强制、非暴力原则调节公民个体间的关系，自下而上、自小而大地组织形成若干更大的单元，从而具有个体公民所不具备的力量。成熟的公民社会不仅具备若干个组织的有形力量，而且还因为公民个体中对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不受侵犯的信念而拥有无形的力量，并化解掉大量公民个体之间的矛盾，使之难以孕育成只有使用暴力才能解决的问题。可见，一个发育成熟而完善的公民社会，不但可以有效地抵御来自政府权力对公民的侵犯，避免政府“权力无边界”的情形出现；而且也会起到社会稳定的调节器的租用，从而也就使得潜在的极权主义者的回旋余地大为缩小。

　　二十世纪初，英美等国的公民社会，是建立在洛克的“社会在国家之上”的理念之上，因而社会力量强于国家力量；而德国的公民社会，则建立在黑格尔的“社会应服从国家”的理念基础上，因而社会力量弱于国家力量。而俄国则刚开始孕育公民社会；中国等东方国家，则根本没有形成一个独立于政治国家的公民社会，仍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典型臣民社会。这种情况，决定了在现代化面前这些国家截然不同的命运。即便是拥有公民社会的德国，也由于遵循国家至上的理念，使得公民社会在攫取了国家权力的法西斯主义面前而表现得有气无力，更不用说俄国和中国了。

　　总体来说，就公民社会的发育而言，西北欧及北美强于中东欧，而中东欧强于俄罗斯，俄罗斯又强于东方国家。到了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东欧各国移植苏联制度之前，这些国家的公民社会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又恰逢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演变为威权主义国家，因此这些国家没有走向国家对社会、对公民的全面控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国家是幸运的。但朝鲜、柬埔寨这些国家的人民，则没有这么幸运了。

　　政客们总是试图从人民那里偷走更多的权利，这是一条千古不变的真理。特别是在国家遭受危机、群众普遍有不安全感的时候，潜在的极权主义者们总是蠢蠢欲动。在美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经出现了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就是潜在极权主义者妄图偷走人们权利的一个绝好例子。1950年～1954年，美国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麦卡锡利用当时美国战后经济萧条、失业加剧而造成的社会不稳定，以及苏联爆炸原子弹成功，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引起一些人担心“共产极权”会渗透到美国的情绪，接连不断地炮制一些耸人听闻、哗众取宠的消息，夸大“共产主义威胁”。在此期间，麦卡锡分子不但焚烧“危险”书籍，迫害左翼人士，甚至连一些跟政治不相干的人也难以逃脱被怀疑“同情共产党”的厄运，遭到非法传讯、监视和恫吓，仅1953年一年，麦卡锡的委员会就举行了大小600多次“调查”活动，还举行了17次电视实况转播的公开听证会，其表现已经直逼当年的希特勒。然而，成熟的公民社会在经历了最初的茫然之后很快做出了反应，越来越强烈地抵制了麦卡锡及其追随者对自由的无耻侵犯，最终导致麦卡锡身败名裂。一个美国式的、潜在的极权主义者，就这样溃败在公民社会的面前，而“麦卡锡时代”则作为一种耻辱而载入美国史册。

　　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一时间，“新麦卡锡主义”仿佛又死灰复燃。此后一段时间，一些以反恐怖为名的措施、法律纷纷出台，引起了很多人的担忧。此时的美国，已经开始具备了极权主义的一些特征：一个无所不在而又穷凶极恶的敌人，一部世界上最强大的战争机器，一个笃信依靠暴力重构世界秩序的蓝图，一种自认为优越的意识形态，一堆以反恐怖为名限制自由的法律……但我依然乐观地相信：美国并不会演变为极权主义，因为这个国家公民社会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强大到足以掀翻任何一届政府。目前的公民社会，准备为自身的安全牺牲掉一些权利，然而当它意识到对自由的主要威胁来自本国的政客，那么它会毫不犹豫地清除掉他们。

　　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公民社会有了一定的发育，但远远没有达到足以抵御极权主义病毒的程度。中国是否会再走到极权主义的梦魇中去，取决于严重的社会不公正现象、腐败行为是否能够得以扭转，经济是否能够保持快速增长，台湾问题是否得以圆满解决，以及是否有一个足够狡猾、狠毒并且具有个人魅力的极权主义者出现。如果一切都按照最坏的情形发展，那么，等待中国和世界的，将是一场空前绝后的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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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年华


先有组织自由，才能有公民社会。雅可夫同志的理解和我谈的不完全一样。

——没有组织自由和舆论自由，民主就是空谈；什么时候有这两个自由了，就是民主终于到来了。这两项自由可以视作任何人是否愿意实行民主的试金石。

嘿嘿，那慢慢等吧。

当然，上面说的是赌气的话。

自由和民主，都不能靠人家恩赐给你。现在上面给我们的自己和民主已经很多了，我们的关键是如何利用这点自由和民主去争取更大的自由和民主（当然要注意方式和进度，不能引起动乱）。

三十年前，如果我批判资本论、鼓吹民主的话，只能靠手抄本来传播，现在却有网络；三十年前，我如果象现在这么干，已经被枪毙三五次了，现在却一点事也没有。

你还要怎么样？还要人家省长市长到你家里来虚心听取你的意见？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2-14 3:42:57编辑过]

没有民主机制时，抱怨没有民主机制；

有了法律认可的民主机制（人大），又抱怨不允许你有组织；

那么多人没有组织，照样参加竞选、并当选，只要在网上检索一下，就可以知道了。

现在能够竞选，为什么不去努力竞选呢？为什么不能先竞选参政，然后去修改法律，允许结社自由呢？

我知道你又要问了：“这可能吗？”

你没有尝试，怎么知道不可能？

我还是这个结论：我们中国人不配享受民主。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2-14 3:43:16编辑过]

To 阿儒：

马克思主义和激进的极左已经无法分割开来了，马克思的一些思想已经成为人类的基本道德规范，所以，不提马克思也不妨碍这些思想的应用，提了马克思反而不好。

我关于马克思研究得很肤浅，只是论证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不能成立。有兴趣的话可以看我的《资本异论》（www.nows.com）

我在上面已经提到了，现在对马克思的经济的研究，坚持的应该是他的人文观点，而不是他的具体理论。可以这样说：脱离了这个人文精神谈价值论是毫无意义的，不管是坚持还是批判都是无意义的。

马克思在某种程度上是跟极左和激进联系在一起的，这跟他的阶级理论是有关系的－－－确切的说是改变历史进程的方式相关的。

马克思的历史进化论中将社会进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分。在这中间的过渡方式中，他坚持一种激变论。所以才跟左联系在了一起。

而现在对马克思的研究，首先要就是要找一个区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尺度。再依据此尺度来重新论证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过渡过程中是否一定要激变的方式－－－如果不是激变的方式，而是渐进的方式，那又将会是怎样进行的。

关于人文－－－特别是在道德问题上－－－谈论的不应该是简单的道德规范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寻找道德存在的本原。

说马克思的人文成为道德规范，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他对某些道德规范的提倡得到社会认可。第二层含义是他所提成的道德规范可以在他自己的理论中寻找到本体，而不是在他的理论之外去寻找。

就象共产党的历史，沉淀或者积累了很多斗争和统治经验，但是他们缺漏掉很重要的一个－－－那就是个人体验上的本体研究－－－在共产的文化中，不缺乏体验的描述和记录，但却没有对体验的研究，也就无法体验的传递和具体的操作。

这个问题同样出现在中国的儒家文化中，儒家文化在诞生的开始就包括了体验层次和道德规范层次。但在后继的流传中，只是简单的把道德规范遗留了下来，而是没有将体验留下来。而实际上，任何社会群体都会根据自我的需要而确立道德规范，真正的困难，或者圣人存在的意义，在于他们能够为道德寻找一个体验的本体出来。

所以，现在的道德问题，不是缺少几个教条，缺少的是如何在这个社会中为这些道德规范寻找到体验基础。

在继续进行讨论之前，有个问题十分重要。那就是要明确为什么研究马克思。

在这个论坛上批判价值论的人很多－－－有些人是出于对价值论的困惑而批判的。而有很大一部分人则是出于一种感情动机批判的－－－因为共产党把马克思将作为一种国教来宣扬，而这些人把这种国教看成了一种精神的负担－－－所以才会极力去批判和否定它－－－换句话说，与其说他们是出于兴趣在思考问题，不如说他们是在搞政治斗争。基于这些政治立场思考的人是固执的，喜欢围绕着政治立场将马克思理论混成一锅粥，而不是将其细细拨开，认真分析。

——我在上面已经提到了，现在对马克思的经济的研究，坚持的应该是他的人文观点，而不是他的具体理论。可以这样说：脱离了这个人文精神谈价值论是毫无意义的，不管是坚持还是批判都是无意义的。

问题就在于：只要我们使用“马克思”这个帽子，就无法把他的错误理论（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都是极左思想的根源）和他正确的人文关怀思想严格地区分开来。

你用后者，极左的同志们就把前者也拉进来。

实际上，我们只要接受和运用马克思的人文关怀精神就可以了，不必非要把“马克思”这个商标挂在上面。马克思的人文关怀精神、关心和捍卫弱者利益的思想已经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单元了，即使反对者也不敢公开、直接反对，所以不必再注明出处。

就好象“要孝敬老人”这个思想我们没有必要把它的首倡者的名字一直写出来。

——在这个论坛上批判价值论的人很多－－－有些人是出于对价值论的困惑而批判的。而有很大一部分人则是出于一种感情动机批判的－－－因为共产党把马克思将作为一种国教来宣扬，而这些人把这种国教看成了一种精神的负担－－－所以才会极力去批判和否定它－－－换句话说，与其说他们是出于兴趣在思考问题，不如说他们是在搞政治斗争。基于这些政治立场思考的人是固执的，喜欢围绕着政治立场将马克思理论混成一锅粥，而不是将其细细拨开，认真分析。

我们不必管大家的动机是什么。科学的态度应该是——包括马克思本人（如果他在天有灵）和他的支持者也应该有同样的态度——科学的态度应该：劳动价值论到底在科学上、逻辑上是不是正确？

批判者不能感情用事，捍卫者同样不应该感情用事。

谈论到此，对于马克思这个名词的坚持与否并不重要，关键是找到一种立场。

使用马克思这个词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他的在劳动面前人人平等的人文精神，第二个就是他的历史主义。

马克思经济学是一个历史经济学－－或者说是发展经济学吧。他的贡献在于把前面的人文精神贯穿了整个历史研究过程。这在别人的理论那里是没有的。也就很难用其它名词进行取代。

如果说把马克思人文精神，看成是人文关怀和关心弱者，那还是没有脱离他的阶级斗争－－－也就是方法论层次－－－劳动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不是从关心弱者的角度提出的，而是一种人的存在特征－－－在劳动尺度下衡量人的差别也不存在强弱的照顾问题－－－这就是经济研究，在人文体现在前提本身，而在前提下的研究，则是完全无情的。如果还存在感情，那就不是经济理论了－－－那就变成了政治了。

研究讲究一种规范性－－－如果是从一种建设性角度来看马克思理论的话，就必须对他的理论进行层层的剥开－－一部分一部分的进行分析－－－但是一个批判者是没有这个耐心的－－－确切的说，他们不希望把马克思理顺清楚－－－而是希望把它弄的越乱越好。这就为交流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从某种程度上说，批判性政治立场的人，目的是让马克思理论更乱，而不是更清楚－－－建设性研究的人则相反，希望这个理论更清楚，而不是更乱－－－这个目的的根本差别就为交流制造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

不客气的说，那些出于政治目的思考的人，只是在故意为正常研究捣乱而已。

其次，不能将马克思理论当成一种教条，把人简单的分为捍卫者和批判者－－－这种区分方法适用于政治斗争－－－不适用于思考问题。

如果在这个方式下，马克思理论没有任何进步，人们的认识也同样不会有进步－－－每个人都将把自己圈在一个自己无法突破的政治立场中陷于无止境的政治斗争中。

刚才读了一点资本异论－－－十分欣赏作者的耐心，其实大可不必写那么多，因为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关键，只要论证这一点不成立，其它的自然就都不成立了呵呵。

文中观点先且不论，而是对写作说明有些想法。

从一个批判方法角度讲，这个说明写的很好，也很严格。但有一点却可能有点问题，那就是说马克思经济学脱离于西方经济学自成体系可能不太确切。

西方经济学的成就，在于它研究的一种规范性－－－在各个层次上都有严格的逻辑证明。马克思经济学也是经济学，在研究范式上，具有一种归一性。如果想把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区别开，就首先要找到这个范式规定下的定义界限－－－我想，作者在这一点作的还不够。没有一个范式体系下的解构就谈论体系，有些武断了－－－这样的方法批判下会把马克思批判的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