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革命真的存在过吗？

李井奎（无知者）

1935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新年这一天写信给萧伯纳，他说他正在写一本将对经济学理论产生革命性影响的书，在这本书里，他把真实世界的经济描述成一个流动性和货币契约在组织生产和交换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的经济。凯恩斯的思想似乎只经历了很短暂的时间就得到了大西洋两岸的经济学家的接受。1950年，作为凯恩斯思想信徒之一的克莱因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名字叫：《凯恩斯的革命》。在前言中，他说：“本书把凯恩斯的理论视为革命的学说，是因为它所提出的理论上的结论和在它发展时期所流行的一些经济思想截然不同。此处所说的‘革命’是指思想上的革命，而不是政府的经济政策的革命。”米尔顿·弗里德曼也曾经这样说道：“《通论》对经济思维和经济实践的影响是深远的。‘凯恩斯革命’远不止是一个形象的比喻。自从这本书1936年出版以来，至少到1960年代，大多数职业经济学家们，尤其是其中最为杰出的那部分，都标榜自己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
然而，面对这场半个多世纪以来广为人们所称道的所谓凯恩斯革命，英国《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杂志的编辑保罗·戴维森新出的这本凯恩斯的传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却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这个“凯恩斯革命”真正发生过么？那些号称“凯恩斯主义者”的人们其实也许根本没有读懂过我们这位大师，戴维森说，所谓经典，就是大家都口耳相传，却从来没有人去认真阅读的东西。由此上溯到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经济学的历次进展可以说都是重新回到古典经济学，是一次又一次对亚当·斯密思想的肯定，并没有人真正同情的理解过创造战后新时代的宏观经济学奠基人——凯恩斯先生。戴维森甚至还认为，战后的主流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或者从未读过凯恩斯的著作，或者根本就没有真正理解过凯恩斯的著作。学生们在有勇气去阅读《通论》之前，就被告知《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晦涩难懂、极易混淆，吓退了他们的阅读斗志。著名宏观经济学家N·格利高里·曼昆就曾经写道：“《通论》一书晦涩难懂……它是一本过时的好书……我们在解决经济如何运作这件事情上，处在比凯恩斯更好的位置……很少有宏观经济学家像凯恩斯那样不看好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在长期是正确的。而且，今天的经济学家对长期均衡更感兴趣……古典经济学得到了广泛的接受。”
凯恩斯革命到底是指什么，这个问题也许是我们首先应该提出来的。事实上，我们如果深入探究，拨开微观宏观的分界，可以看出，凯恩斯和古典经济学的真正分歧在于对于这个世界信仰的不同。凯恩斯深受英国分析哲学大师乔治·爱德华·摩尔的影响，对于传统的智慧心存大不敬，在他看来我们的世界从来都不如古典经济学所代表的苏格兰启蒙时代的乐观主义者设想的世界。戴维森综合考察了古典经济学的三个基本公理，他认为包括今天的经济学在内，并没有从根本逃出这三个公理的规约。
第一个公理就是货币中性假设。正如奥利弗·布兰查德所说，我们所看到的所有模型都是以货币中性为既定假设，这的确是一个基于理论考量而不是经验证据的信仰问题。对于古典经济学家来说，货币中性是信仰，这是一个不容讨论的前提，这从亚当·斯密处理货币问题时的犹疑不决，从大卫·休谟认为货币如脂肪，仅仅是维持人身运营所需，本身没有自己的功能，再到小穆勒最后对货币功能的认定：货币是一层面纱，并不影响实体经济。古典经济学对于货币的处理是如此草率，以至于古典经济学的宏观内容长时期的停留在原始的经济图谱之上。对于这一点，凯恩斯的观点是非常鲜明的，他虽然没有在《通论》中大肆宣扬货币政策的作用，但是对于货币契约在经济中的角色，则是隐含于其思想的始末的。凯恩斯反对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形态想像上的贫乏，他为人类制度安排了一项重要职能，就是货币与契约，凯恩斯的理论捕捉到了我们所居住的世界的一些本质特征。早在1933年，他就写道：“企业自始至终都是与货币打交道。这个世界上，企业的目的就是为了最终获得比开始时候更多的货币。这就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的本质特征。”
戴维森认为，古典经济学的第二个公理是总替代公理，这个公理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其他事物的良好替代品。在这个公理之下，稀缺资源就可以在全社会各种用途上自由流动，它的存在表明，在收入不变的前提下，一种商品或劳务的相对价格发生任何变化都会导致消费者购买更多价格相对变低的商品，而购买更少价格相对变高的商品。这样市场出清就是一个可以期待的结果。如果是这样，则劳动市场出清也就意味着充分就业，这就是说，古典经济学可以顺理成章的推出结论：不存在非自愿性失业。然而，在凯恩斯《通论》的第十七章，在他讨论流动性和利息与货币的本质特征的时候，抛弃了总替代公理。
第三个公理就是各态历经公理。这个公理的意思是说，我们的未来一切可能的事件，都是历史和现在已经发生过的，对于未来我们所面对的只不过是一个概率分布的问题。本质上，各态历经公理宣称通过从过去和当前的市场数据中计算出概率，就可以以此来对未来做出可靠的统计预测。换句话说，各态历经公理假定今天做出的任何决策在未来的结果都可以进行高度精确的统计预测。虽然凯恩斯可能不一定知道这个公理的名称，但是，他很显然已经抛弃了这个公理。在《通论》中，他曾写道，企业家们考虑今天的投资机会时，他们认识到，对任何一个项目来说，根据现有的数据集合，根据现有的利润率，对潜在的收益或者说是未来利润，是不可能进行可靠预测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凯恩斯认为未来是不确定的。在一个非各态历经性的世界，金融市场的主要功能是提供流动性，而不是像古典经济学所认为的那样是优化资本配置。
戴维森这三个方面，来阐发凯恩斯革命的真正意义。凯恩斯意在重写经济学，意在动摇古典经济学的这三个作为基本信念的假设，这个任务如此艰巨，以至于我们很难期望他能够一个人成功。事实上，自二战结束以来，经济学的发展的确验证了我们这一看似悲观的结论，凯恩斯革命或许仅仅是很多人无奈之下的一个妥协，他们妥协的对象是政府，因为政府面对的世界正是凯恩斯所想象的经济学世界，而不是古典经济学假想的社会。
戴维森认为，二战以后，法国布尔巴基学派的思想统帅了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他们的信徒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些学科之内完成韦伯式“除魅”的过程，建立这些学科的内在科学性。其中德布罗就是一个代表性人物。二战之后的主流经济学家还不能很好的处理凯恩斯世界的经济学，还无法真正实现凯恩斯的通论之通，相反，这些学者们反过来教导他们的学生说凯恩斯的理论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特殊情况，认为是价格或工资刚性导致的。事实上，凯恩斯在通论之中，对于这一部分论述相当有限，而且并不是在这些所谓凯恩斯主义者的语境之下的论述。就连凯恩斯经济学体系的模型建立者之一——约翰·希克斯最终也承认，他对凯恩斯分析所作的古典一般均衡解释，并不是凯恩斯一般均衡框架的代表。
戴维森是研究凯恩斯学说的专家，在凯恩斯研究领域，他和另外一位著名学者——斯基德尔斯基同样著名，不同的是，斯氏经常以凯氏学说的现代代言人自居，戴维森在这一方面，要好很多。读完戴氏此书，常感到对于经济学，的确戴维森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也更让我们警醒的认识到，在西方经济思想传统下凯恩斯的异见是多么的深刻，而我们对他的认识又是多么的浅薄。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华夏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张军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