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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必然要通过建立庞大的官僚体系来支配生产资料，对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和思想意识形态进行全面而严格的控制，从而逐渐演变成一种极权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民不仅没有得到如马克思所预言的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最广泛的民主自由即全体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共同参与对国家的统治和管理，而且被彻底剥夺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的最基本的人身自由权利。大量无辜的普通人民被“国家”指控为“敌人”而遭到监禁、流放、屠杀。计划经济从根本上剥夺了人们任何独立的思想意识和政治批评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示威、游行的权利，将全体人民置于“国家”的高度意识形态专制之下。

[17]
国家以全民的名义实际控制了全部的生产资料，这就使得任何个人除了依附于国家就无法生存。计划经济的结果是每个人都被束缚在一定的企、事业单位里，从属于国家。“由于每个人必须仰赖国家才能获取生活资料，国家便得以通过经济手段、从上到下层层控制所有社会成员，同时也能用剥夺生存权的办法，来惩罚反对和不服从者”。这是一切形式的奴役的基础。计划经济对人民思想和生活方式实行绝对控制，“取消了一切社会活动空间，使人民的灵与肉受到高度束缚、挤压和扭曲，扼杀了人的自由和创造性”。计划经济的实行，“剥夺了人民自由从事经济活动的权利，重建了类似封建时代的融国家与社会一体的超经济强制体制，形成了个人对国家和政治组织的普遍依附关系。人们丧失了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政治自由”（见《从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到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李丹阳著）。所以，在国家“领导”下的劳动人民，实际上并不比封建领主统治下的农奴自由些。我们用来根治资本主义弊病的计划经济比我们期望消除的罪恶更坏，一位哲人说得好，通向地狱的道路，很可能是用关于天堂的理想铺成的！

[18]半个世纪以来，人们曾不断寻求计划经济取代商品经济或与之相容的可能性和道路，提出了种种“理论模式”，如“中央计划机关模拟市场”的模式，“计算价值”或“计划价值”论，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引进市场的“计划—市场”模式，“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等。这些理论模式及其实践之所以破产，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根本没有认识到商品经济内在规律以及和计划经济在本质上的对立。

[19]
所谓社会对不同种劳动的需求，也就是对不同品类规格的产品的需求，即需求结构。社会需求结构极其复杂多样，而且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不是人们所能直接了解和完全把握的。既然需求结构为国家所不能直接了解和把握，那末，这种分配也就不能不表现为各个生产者借助市场信号使其劳动的投向合乎社会需求的过程。传统经济模式在对社会需求结构不能直接了解和充分把握的情况下，使企业的劳动投向完全以国家下达的指标为依据，结果不能不出现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的不适应（林子立《社会主义经济论》第3卷第185页）。

[20]
有人把当时的工人怎样有就业保障夸张成“体现了劳动者是国家主人”，实际上工人不过是计划经济中的被动的生产要素而已，全部劳动力都要归中央政府统一分配，决不容许工人有择业自由，这就是所谓“统包统配”制。表面上国家“包”你的“就业”，但干哪一行，进哪个厂，做哪个岗位，也都由国家“分配”，工人作不了主，这简直连工人的人身自由也被剥夺。由于不能自由离开“单位”，而一切有关工作、住房、生活，甚至子女上学等等都由“单位”包办并由国家决定，所以工人必须听话，因而形成了等级式的人身依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