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IS-LM模型

    下图（图1）就是一般形式的IS-LM模型，纵轴的单位是利率，横轴的单位是总收入或总产出。与需求曲线和供给需求曲线非常类似，IS-LM模型中的两条曲线实际上是由IS曲线和LM曲线绘在一起形成的。IS曲线上的任何一点表示的都是商品市场的均衡，即I(投资) = S(储蓄)。LM曲线上的任何一点表示的都是货币市场的均衡，即L(货币需求) = M (货币供给)。IS曲线与LM曲线相交于E点，对应于E点的国民收入（Y0）与利率（i0）就是同时能使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达到均衡的具体数据，除此之外其它的各点都不会满足这种要求。这样从图上不难看出，如果IS曲线和LM曲线都是已知的即确切的话，那么其交点E就不难求得。



    在这一模型中，IS曲线的方向始终向下，其原因在于：人们认为，较高的利率会影响投资的积极性，这样会使收入减少，所以较高的利率理所当然地应该对应较低的收入；反之，较低的利率应该对应较高的收入。与之相对应的是，LM曲线上的方向始终向上，其原因是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得到的“必然” 结果：即当收入提高时所需的货币量会增加，这会迫使利率上升，因而从货币的角度来看似乎较高的利率理又该对应较高的收入；相反，较低的利率应该对应较低的收入。

    作为一种方法或模型，这就像运用无差异曲线的分析方法是要决定两种物品到底都应该买多少一样，那么根据IS-LM模型是否真的能够决定出收入与利率的关系呢？同样与无差异曲线的分析结果有些类似的是，结论是如此地简单明了，经济学家用此也从未决定出真实的、又是可信赖的收入与利率的对应关系并付之与实际，顶多只能在理论上进行定性分析而已。

对此我们还可以这么思考，凯恩斯对马歇尔式的图示分析方法并非不熟悉，应该说是非常熟悉，那么凯恩斯为什么就没想到这种结果呢？或者说，这确实是基于凯恩斯理论的必然推论吗？因为这些问题都与凯恩斯的理论有关，所以我们要先分析一下有关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

三、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

   凯恩斯认为：

    收入 = 产量的价值 = 消费＋投资
    储蓄 = 收入－消费
    因此，储蓄 = 投资[1]

    这意味着一个经济体只有当储蓄 = 投资时，它才处于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均衡状态中：其价格和就业都是均衡的，总收入也就可以确定下来。当然，就一个已经存在的经济体系来讲，这实际上是从定义到定义，并没有论证为什么非要如此均衡。之所以储蓄 = 投资，这是从两个定义收入 = 消费＋投资和储蓄 = 收入－消费而来的，其结果只能如此。这就像凯恩斯说明的那样：“储蓄和投资系以如此的方式加以定义，以致它们在数量上必然相等，因为，对整个社会而言，它们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2]

    那么，这“必然相等”吗？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思考，把抽象的结果还原到具体的事实中去，这种相等究竟意味着什么必然的过程呢？

    很明显，从实体经济的角度来看，人们一定要进行各种各样的生产，这就必然有了产值即收入；同时人们为了生存要消耗一大部分的产品，这就必然有了消费。余下的当然可以储蓄，所以其理论的最大储蓄额就是：储蓄 = 收入－消费。从统计的角度来讲，不考虑进出口问题，收入 = 产量的价值 = 消费＋投资这一式子也成立。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这两个式子都是关系式而不是方程式，其中的变量并不都具有惟一的对应关系。例如，在储蓄 = 收入－消费这一关系式中，当储蓄增加时我们不能反推一定是收入增加了或是消费减少了；只能说当收入－消费增加时储蓄一般会增加，反之则必然减少。同样的道理，在收入 = 消费＋投资这一关系式中，我们也不能由收入的情况反推消费和投资的情况。在很多情况下，当投资增加时收入并不一定就增加；如果投资是亏损的，那收入就有可能减少。实际上这三个变量都有各自的独立性，只是在事后的数量上即统计上有这种关系。也就是说，如果实际的消费＋投资就是如此的话，那收入必然等于这一数值。换句话讲，收入是由具体的生产决定的，这与消费和投资有关但并非完全直接相关。例如，我们投资了某一数额，其收入就未必仅仅是这一数额，这还要视具体的生产结构和市场的变化而定。对此可以概括为，投资了一笔资金，所得很可能要增加或减少一定的数额，其原因正是由生产的结构和市场的变化决定的。再比如，消费增加了一些（动用的是库存或储备），可同期并没有增加生产或不能增加生产，当期的收入就有可能减少。

    由此可见，凯恩斯推出的I(投资)= S(储蓄)只是一个关系式而不是恒等式或方程式，两者并不能任意决定。因此可以说，增加储蓄未必一定增加投资，只是随着储蓄的增加能为增加投资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最大额)；反之，储蓄减少了并不一定意味着投资也将减少；如果原因是消费在增加，那正可以刺激投资。具体情况到底任何，完全要看市场的变动情况。至于其中的相等关系，显然只有在事后的统计中才总是成立。这就像高鸿业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 的“译者导读”中总结的那样：“最终的定论是：二者时刻相等系指事后的或统计数字的相等，但这并意味着事前的或意愿的储蓄和投资的相等。事实上正是由于事前的或意愿的储蓄和投资的不等，所以才导致了事后的或统计数字的储蓄和投资相等于不同的国民收入的水平。”[3]

    因此可以说，笼统地谈论I(投资) = S(储蓄)很容易出错，在一般情况下两者确实并不一定相等。

四、新的分析

    在凯恩斯的消费理论中，特别强调了有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问题：即认为随着收入的增加边际消费倾向应该递减，并且边际消费倾向会低于其平均消费倾向。不过库兹涅茨用统计资料证明，1869年～1898年、1884年～1913年、1904年～1933年的平均消费倾向分别为0.867、0.867、0.879，还发现长期内的平均消费倾向与边际消费倾向一样，两者都相当稳定。这就与凯恩斯认为的消费“原理”相矛盾，所以成了所谓的消费函数之谜。如果把储蓄看成是某种意义上的为了“损失”的准备，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平均消费倾向应该是越大越好：即所谓的边际消费倾向应该是递增而不是递减才对。因为家庭储蓄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将来能够支付得起像子女教育费用、个人医疗费用、退休养老费用等各种各样的“损失”，再加上一些其它的考虑节省下一部分收入而进行储蓄是必须的。如果收入高的话，相对来讲为此所需的储蓄占收入之比当然会小一些，这样有可能的平均消费倾向就会适当提高。假设市场是稳定的，价格也是合理的，平均消费倾向也就没有变动的必要从而也就相对稳定。

    从生产的角度来看，如果生产能力很高的话，这就意味着投入产出比比较大，即通常讲的生产技术含量非常高，此时对于维持一定的GDP来讲当然就不必再增加那么多的总储蓄（M2/GDP会降低），所谓的储蓄率应该是越小越好。正因为不必再增加那么多的储蓄，所以就能实现很大的平均消费倾向。试想一下，如果平均消费倾向不是87%而是67%，两者的GDP相同，前者的储蓄率会低一些，后者的储蓄率无疑会很高，但哪个国家或地区更富裕呢？单看收入是一样的，似乎后者的可用于投资的资金会多一些，仿佛后者的发展潜力要更大。假设两者的生产结构相同，那说明这很有可能，即后者未来的发展潜力确实将更大一些；但要是生产结构不同，这就说明后者的生产落后，投资效率低，为了得到一定的GDP每年必然要积累那么多。当然，经过一定的发展后，落后的生产能力会提高上去，这也就意味着不必再增加那么多的储蓄了，平均消费倾向自然要上升到比如87%的程度。由此可以看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储蓄率低而平均消费倾向高是很正常的现象，只有这样才说明生活水平提高了。美国的个人储蓄率在1980年之前平均约为8%，“但从1980年开始，储蓄率开始下降，直到90年代末，储蓄率很少为正。”[4]其实这并不奇怪，储蓄率为负并不意味着人们没有（特别是以前没有）储蓄，像是把收入都花光了。只要储蓄率不是连年为负其总的储蓄额一定还在增加，只不过增加幅度要小一些而已。发达国家的总储蓄的绝对值都相当大，人均GDP就更高，这说明投资能力并不一定随着某几年的储蓄率为负而必然减弱。

    如果不恰当地认为总的投资必须与某一年所增加的总储蓄相等就会得出表面上看似非常正确而实际并非如此的结论，即形成合成推理谬误。例如，要是投资不足就不会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而事实却可能是：以提高生产能力为主的投资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提高效率的投资反倒会增加失业人数。如果不考虑具体情况只在总量上计算投资的数额，那很可能因重复建设带来生产过剩并且也未必很好地解决失业问题。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或企业都是很聪明的，总会自觉不自觉生产一些不同的东西，由此也就基本上解决了生产与消费的对应问题。

    从储蓄的角度来讲，所谓的总储蓄不过是已经货币化了的记在账面上的资产，并不一定就代表着这一经济体的总资产。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假设总储蓄是46万亿元，这只是有账可查的或者说是经过了交易的资产或资本存量，显然这并不包括很多自然资源所值的货币数；这一货币数也没法估算，即便估算出来了也只不过是一时的数量。我们真的无法判断一片海域能值多少钱，但只要在此开采石油并为此投入了10亿元的话，那这一片海域起码有了10亿元的资产。因此可以说，通过投资到底能得到什么一定与具体的生产情况有关，与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实际情况有关。这要受到总储蓄的限制但不一定直接相关，而与利率就更不相关。比如，一间已有的地下室或车库可以用来存放物品，但要是经改造后用来开发跟计算机有关的产品那就不得了；很多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IT企业就是如此诞生的，一间房间加技术就远不止原来那么区区几千美元。

    当然，从一般的收支核算的角度来讲收入确实与利率有一定的关系。不过我们会发现，当利率较高时，往往对应着价格上涨的时期，即便是减掉较高的利率利润也未必会降低；有时反而会更高，收入当然会相应地提高。当利率很低时，这说明经济有可能是处在不景气中，价格往往呈下降趋势，即便是有了低利率的优惠政策投资利润也会很低，收入自然会相应地较少。因此可以说，IS曲线真要是存在的话，除了像供给曲线那样有一条方向向下的（静态的）还应该有一条方向向上的（动态的），这样收入与利率的关系就是同方向变化的。如下图（图2）所示，其交点E0的意思为：高利率对应着高收入和货币膨胀。在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过程中，利率、收入和货币量就呈现出这种典型的变化特征。



    如下图（图3）所示，其交点E0的意思为：低利率对应着低收入和货币紧缩。在一轮经济周期的下降过程中，利率、收入和货币量就呈现出这种典型的变化特征。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LM曲线，看看其真实情况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凯恩斯是这么具体分析由流动性偏好所决定的对货币总量M的需求的：“用M1表示满足交易动机和谨慎动机所持有的现款数量，M2表示满足投机动机所持有的现款数量。相应于这两种类别的现款，我们会有两种流动性偏好函数L1和L2。L1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而L2则主要取决于现行的利息率和预期状态之间的关系。这样：M = M1＋M2 = L1(Y)＋L2(r)。”[5]

    对于M与r和Y的关系凯恩斯是这么认为的：“M的改变可以被认为是能影响r的，而r的改变会部分地通过M2的改变和部分地通过Y的改变，从而通过M1的改变导致出新的均衡。处于新的均衡位置，新增加的现款（新增加的M）在M1和M2之间的分配将取决于投资对利息率的的降低所作出的反映，以及收入对投资的增加所作出的反映。由于Y部分地取决于r，所以M的一定量的改变必然会使r具有足够程度的变动，以便使M1和M2所作出的改变的总和等于M的上述定量的改变。”[6]

    具体说来，根据货币数量公式，因为Y = M?V，凯恩斯认为应该用M1定义货币流通速度V，这样自然就能得到：L1(Y) = Y/V = M1。[7]

    这样规定就等于肯定了既有的事实，一定的国民在总产值或者说收入（GDP）当然要对应地发行一定的货币，可这到底是由高利率引起的还是由低利率引起的，问题也就无处可查。这就像高鸿业在注脚中说明的那样：“这意味着，凯恩斯认为，L1的形状基本上不取决于r（利息率），而是取决于Y（国民收入），也就是说：L1 = L1(Y)。”[8]

    对于函数L2(r)与r的关系凯恩斯已经明确地表示这很不确定，还要看“群众的流动性偏好”程度：“因此，一定量数值的M2和一定量数值的r之间并没有固定的数量关系。”[9]只不过就像凯恩斯认为的那样：“虽然如此，还存在着两个理由认为：在既定的预期状态下，r的下降会导致M2的上升。”[10]当然，在静态当中或许如此。

    这样我们就会发现，M也与利率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要说有关系的话那也不是调控者的本意反倒成了一种被裹挟的结果。人们之所以认为LM曲线的方向是向上的，是基于一种并非真实的或者说想象的静态的假设之上了，“反映出中央银行有既定的M”控制政策，同时还得承认利率受供求关系影响。这样当收入增加时，所需的货币也会增加，由于货币增加（余额）是有限的，利率会随着对货币的需求而增加，于是收入与利率变动就是同向的。或者套用公式M = L1(Y)＋L2(r)可以这么说明：当利率增加时，L2(r)会减少，这样L1(Y)就会增加，于是收入就增加。

    但问题在于，当收入增加时为什么要控制货币的数量而不是根据实际需要相应地增加呢（需要多少就增加多少）？很明显，真要这样做在理论上根本就没必要调整什么利率。只不过现实情况往往是这样的：当对货币需求突然间变得很强劲时，这其实是因为价格上升引起的，如果不能有效地抑制价格上涨那任由货币增加就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人们又认为要想控制货币数量似乎调控利率是一个很有效的手段，结果就形成了犹如想要拉住奔跑的马匹却不得不跟着“奔跑”的同步局面。可想而知，这不是什么正常的情况，即理论上本不该如此。我们用实际数据也很容易证明，当处在通货膨胀、特别是严重的通货膨胀过程中，利率与货币数量同向增加但实际收入未必一定会增加。这样LM曲线要是存在的话除了有一条方向向的上（静态的）还应该有一条方向向下的（动态的），这同样会使收入与利率的关系又变得很复杂。如下图（图4）所示，其交点E0的意思为：高利率对应着低收入和货币开始紧缩。在一轮经济周期的由上升到下降的拐点处，利率、收入和货币量就呈现出这种典型的变化特征。



    如下图（图5）所示，其交点E0的意思为：低利率对应着高收入和货币开始膨胀。在一轮经济周期的由下降到复苏的拐点处，利率、收入和货币量就呈现出这种典型的变化特征。



    如果把IS曲线用方向向上的（动态的）表示，同时把LM曲线用方向向下的（静态的）表示，也可以得到有交点的结果（如下图6）。但这已与原来的根据完全相反了，可结果的“均衡”意思似乎没什么变化。

五、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用IS-LM模型的分析方法不可能得到确定的收入与利率的关系；因为它们原本都是被决定的对象，彼此到底呈现出什么关系还要看其决定性的因素将怎样变化。

    从投资的角度来看，人们为什么需要货币，正是为了投资具体的生产。没有货币也不影响投资，只要用签了字的纸条代替物品就可以。当然，这种纸条在其功能上也就等于货币。因此只要投资本身具有必要性，那就非投资不可；货币不是问题，没有货币确实可以临时创造出任意形式的“货币”。此时除非把投资的必要性降下来，人们对投资的热情就绝不会减退。所以当需要额外增加投资即需要增加货币时，中央银行就会以它固有的能力责无旁贷地帮助投资者把货币印好并发行出来。作为一般银行来讲，当有人需要贷款时，只要抵押品可信，银行就不会寻找什么别的理由而不愿意把资金贷给对方。

    如果银行的资金贷得已经不够了，这很好办，中央银行正是在此时可以用贴现的方式发挥其功用——只要一般银行愿意向中央银行申请贷款且又符合某些规定。货币是怎么发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以这种方式发出来的：即一般银行向中央银行的贷款额就是所增发的货币量。此外，政府发行的债券也是或多或少地在间接地增发着货币。当然，作为中央银行来讲，都会制定出一些规定以在必要的时候能够阻止一般银行的有可能是不顾风险的“申请”。问题在于，还没等触及到这种像是上限的规定之前，仅仅在中央银行经常动用的像公开市场业务，提高利率、提高准备金的操作之内，增发的货币有可能早就超出了预期。因为一般的银行没有控制货币数量的责任，其经营目的同样是为了利润；只要有人愿意贷款，在规定范围之内，银行就会为客户提供满意的贷款服务。利率与贷款数额没什么直接关系，只与贷款时间有关。也就是说，不是利率高到不行了人们才会停止贷款，而是不需要再投资了即已无利可图了也就无须去银行申请什么贷款，货币会随着贷款的过度增加而自动增加，直到不需要再增加为止。只要是市场经济，货币就必须满足也一定能够满足需要；可惜的是，这也包括由投机形成的价格上涨部分的泡沫“需要”在内。如果中央银行真想控制住货币的数量，通常的那些工具是起不到应有的效果的，除非把“窗口”连同大门一关了事；或者像中国政府做的那样，对银行的贷款规模进行总量管理（但常常会轻易突破）。

    由此可知，投资的变动与利率并不直接相关，收入也与利率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所谓的IS曲线和LM曲线本身并没有什么内在的决定关系，自然其交点处的所谓均衡也就没有太多的意义。另外还在于，这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想要用IS-LM模型决定出国民收入Y与利率r的定量关系根本就不可能。即便是进行定性描述的话，那也需要把上述的情况都分析到。

    如果非要用图示把国民收入Y与利率r的关系表示出来的话，可以用下图（图7）的方式表达一下。这实际上应是同一条曲线，而且是一条水平的直线。对于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确实应该有一个稳定的利率i 0，其它都是不均衡的，对应着这一利率收入Y0是可以自由变动的。只是当收入增加时，或者说一个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增加了，为了适应相同的价格波动所需的利率就相对会降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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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70页。
[2] 同上，第82页。
[3] 同上，“译者导读”第16页。
[4] 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7版，萧琛主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第374页。
[5]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05页。
[6] 同上，第206～207页。
[7] 同上，第207页。
[8] 同上，第207页；译者注。
[9] 同上，第207页。
[10] 同上，第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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