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熟的经济学把自己的研究方法扩展到研究社会、政治、文化领域，最终改变了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位置，形成一种经济帝国主义的强势地位，并在一些本来不是传统经济学所擅长的领域取得了很大的贡献，产生了像加里·贝克和布坎南这样的著名学者并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近来陈志武教授的两篇文章《治国的金融之道》和《对儒家文化的金融学反思》，把金融学的研究方法扩展到政治和文化领域，并显示出很强的解释能力，这种扩展似乎表明金融学的成熟，为金融学的强势扩张打开了一条阳光大道。这种研究路径能否形成一种趋势，现在还不好做结论，但陈教授的这种努力可算是开先河的工作。

《治国的金融之道》从全球视角和历史出发，比照中国清朝与西欧国家、英国、日本等西方国家在利用债券上的区别，分析征税和借债对一个国家发展的不同作用，其中显现出的是一种文化的差别，一种是储蓄的文化，一种是负债的文化。背后则是对金融理解的偏差甚至可以说是现代金融意识的缺失。从现代金融角度来看，储蓄（往国库里存银子）相比于发行国债是双重损失，本来可以用于发展经济的资本存放于国库，丧失了获得现金流的能力，同时，也没有把民间的钱借来（获得高于民间使用这笔钱的赢利）去发展国家经济。这样双重的损失，已经解释了传统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后的积弱积弊。

今日中国已经敢于借债发展国家经济了，中国经济这几十年也逐渐强大了，但是隐忧是，在现有体制下，这些国债资金的利用效率越来越令人担忧，也许借债越多使得现有的这种体制模式更巩固，而老百姓在这种体制下要承受更多的痛苦。

用金融学的概念，从国债这一金融品种的利用情况重新审视中西方历史，对历史做出了不同的解释，这是很吸引人的研究工作。

《对儒家文化的金融学反思》一文的基本思想很早就见于陈教授的其他文章了，主要是从金融学角度审视中国传统家庭的“孝道”文化，中国的“养子防老”其实是一种隐性金融合约，它的保障是以人的内疚为核心的“孝道”。这种解释是很精辟的。

在现有的社会环境下，人们的流动性加快，以内疚为核心的孝道已经名存实亡。有了现代金融工具，再指望这种压抑人的创造性和主动性的“孝道”承担养老在任务，就太落伍了。

我很同意陈教授的观点，那就是“把隐性和显性的经济交易几乎完全从家庭关系、家族关系中退出之后，让父母不需要靠儿女的“孝”来养老、来养病或养残，通过金融保险市场安排好未来之后，父母可以在退休后仍然保留住自己的独立人格，不需要受后代的支配。对于儿女来说，他们也不用感到‘孝’的责任压力。”“父母与儿女间、兄弟姐妹间因经济利益关系引发的张力也就消失了，他们之间可以更平等地注重感情交流和心灵上的沟通，让亲情成为家庭关系的主旋律。”

如果简单一点来说，就是把中国传统的“孝”转化为“爱”，在传统社会里，“孝”更多是一种义务和责任，当然里面也有“爱”。现在要利用现代金融工具比如各类保险证券来保障家庭的经济需求，化解“孝”中沉重的心理负担和责任。

当然，陈教授这篇文章有更大的背景，那就是当前大量的宣传读经和立儒教为国教的声音。他想从金融学的角度来探讨其中的是非曲直。这里面包含着勇气，也孕育着风险。因为这是一个太大的课题，陈教授要面对诸多人文学科中的概念厘定和文化问题本身的复杂纠缠，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当前几乎所有人失去内在规范的大背景下，探讨这个问题更需要考虑现实的需求和解决现实问题的策略。

对于文化，如果陈教授把它定义为“社会经济秩序安排”，那么这个独特的定义或免除许多不必要的纠纷，不必纠缠于曾经的文化定义官司。但是如果，把文化定义为一种价值取向（陈教授说的“为人处世文化”），这就很复杂，因为价值取向是一种带有个人信仰、自由选择意义的文化，对这类文化的解读个性色彩太浓，探讨起来太难。

对于现在复兴儒家的潮流，我认为只要它停留在民间阶段，那就随它发展，不能简单否定，毕竟今日中国，人们内心没有任何敬畏，已经是没有什么事情不敢做了，也基本上没有任何规范，连日常生活中起码的交往规则都缺乏，什么礼让、宽恕、谦虚、廉耻等基本品德失掉了，如果儒学教育能把这些基本品德重新置入中国人心中，在现有条件下，也是善莫大也。

当然，如果发展到官方需要给以法律认定的时候，那就要反对。我主张文化自由发展，当然，今日的政治环境，文化是没有自由发展的空间，但与其发展那些空洞的党八股的文化，那还不如发展有根的传统文化（包括儒释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