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系统发生学

——《保卫资本论》第十四章  

【系统发生学】道亦守常，是为不变之德。夫唯不争，故无尤；持而盈之，不如其已。若董仲舒言“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语出《春秋繁露》五行之义第四十二）这和马克思用G、W、P、W′、G′来说明资本总公式流通形式所涵容的运动，道理是相通的，一为典型中国封建主义秩序，一为典型西欧资本主义秩序。所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里，不过是对G、W、P、W′、G′来说的运动，即运动方式和形式的连贯化。核心的观点是说明运动生构造，构造反过来维护了运动体制。德化为道，道化为德；这表明“变”和“不变”相生相克、因循守一。道中有始终不变的因素，那就是“德”；反过来，德也充满变数，本质上是一运动物。在W－G－W体制中，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矛盾是潜在的，社会的分配和消费关系没有受到它的严重影响；在G－W－G′体制中，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构造作为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的中心调节器，上述矛盾上升为社会的显在规定。资本主义生产以后的运动皆以此为本（某种意义上，《资本循环》和《资本周转》是第一卷二至六篇的“再说一遍”，说明剩余价值生产的社会实现手段、途径和形式，言其运动条件；《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是第七篇的“再说一遍”，说明资本积累的社会运动条件），不断派生、衍化，生出现象的诸多复杂性。从而，这可能也是马克思关注的“父子关系”：由资本之道发育出资本之德。其别于母子发展关系的地方即是经济形态的衍生性，所谓：金玉满堂，莫之能守。据此马克思坚持认为，现象运动在特征上对于实体生产来说，依旧具有严格的依归性。

【宫闱词】事乎关情，无为无不为，万物得一以生。谓仁者和，谓人者仁。自下而上，自上而下，有德有伦。九九概念，极观其徼，有常有恒。机关枢纽，官僚总治，身份家人。人事易物事！商品志，抒华章，有建有凝。货币舞，作长练，有行有本。弄乎物，发乎志，得乎情。经济至要，返归太圣；决胜暴殄，社会横一。深壑藏有万千兵！理趣理谓，道德贯通，巍巍古今。物质无心，以资本心为心。

《保卫资本论》第十四章系统发生学

一面风情深有韵

——题引

【特别提示】首版此章附有副标题“资本的空间与存在·客观逻辑之二”。在学科方法上，此即“总体地批判”。

（一）

第二册会使庸俗的社会主义者大失所望。这一册的内容，几乎只是对资本家阶级内部发生的过程作了极其科学、非常精确的研究，没有任何东西可供编造空泛的字眼和响亮的词句。（恩格斯：《1883年9月18日致卡尔·考茨基》）

（二）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老子：《道德经》第三十九、四十、五十一章）

（三）

马克思批评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具体的世界表象，从他们所使用的特殊的抽象，从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重建来进行抽象的方法。在马克思看来，这些做法不足以充分理解资本主义的，包括它的社会关系、资本积累的过程、目前的发展和未来的取向。要达到这一点，就需要运用不同的抽象。马克思使用抽象的方式不同于这些经济学家，他对后者的批评是建立在对社会总体组成要素的互动和矛盾的转换，及其所决定的社会总体的不断流变的关注的基础之上。说到底，他关心的是不断变化的形式和改革的过程，而不是根据两个不同时间点之间的差异来描述变化。（T.C.帕特森：《马克思的幽灵——和考古学家会话》）

（四）

数位考古学家已经提出，系统论实际上是一种辩证的方法。我要说，事实不是这样。过程考古学家所运用的系统方法有以下假设：（1）一个社会系统是特殊化、按等级排列、通过反馈而连接的成分构成的；（2）各成分之间的关系依赖信息流来定义，目的在于维护或增加作为系统整体的稳定性和效率；（3）与其说成分本身发生了变化，毋宁说成分之间的关系在发生变化；（4）系统呈现的行为具有目的性或以目标为导向。相对而言，辩证方法认为：（1）反者道之动，即是说矛盾自身包含着相反的力量，并且向相反的方向发展；（2）矛盾可以采取联合的方式，也可以采取不均衡的方式发展；（3）矛盾原生的特征和次生的特征明显不同；（4）这些相反的力量是互相渗透、相互贯通的，相反者相成也；（5）矛盾具有出现突发特征的可能性。（T.C.帕特森：《马克思的幽灵——和考古学家会话》）

（五）

有些经济学家先是再好不过地向我们指明，两种行为合而为一的物物交换是不能满足较发达的社会形式和生产方式的，然后他们突然又把以货币为中介的物物交换看作直接的物物交换而忽视了这种交易的特有性质。他们先是向我们指明，同商品相区别的货币是需要的，然后他们突然又断言，货币和商品之间没有区别。他们求助于这种抽象，是因为在货币的实际发展中所产生的矛盾，同资产阶级常识上的辩护论格格不入，因此必须加以掩盖。既然买和卖这两个流通的本质的要素彼此无关，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相分离，它们也就没有必要合而为一。它们的彼此无关，可以导致一方对一方的固定化和彼此表面上的独立。但是，既然它们构成一个整体的两个本质的要素，就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刻，这时独立形态遭到暴力的破坏，内部的统一通过暴力的爆发在外部恢复起来。这样，在货币作为中介的规定中，在交换分成两种行为的分裂中，已经蕴藏着危机的萌芽，至少是危机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只有当取得典型发展的、与自身概念相符合的流通的各种基本条件已经存在的时候，才有可能成为现实。（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六）

在政治经济学家们的著作中，总是不可避免地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属性、特征，即资本本身的属性、特征（就资本表示生产者相互之间以及同自己产品之间的一定关系而言），说成是物的属性。（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

（七）

人们乐于舞弄字眼，把马克思含有矛盾的发展与运行说成“辩证均衡”（均衡与非均衡“统一”），将行动上的制衡说成资产阶级一般均衡，即参数控制含义的数量均衡。通过炮制非法的人类学和社会学概念，均衡或者非均衡理论为庸俗分析敞开方便之门，一个纯净的空间（结构）建构理论粉墨登场了。但如果这么说，人们照样能够把产品的实现（或不实现）、力量的均势（或非均势）、行为的可合约性（或不可合约性）诸如此类的东西统统说成是“均衡”或“非均衡”，这样意就在孤立存在之机械合类性（物理加总）规定消灭描述运动的语言。可以想见，均衡的知识论用语所力主者：言说存在论，而非存在批判。因此，其用语的背后的力量推动是理论形式化的需求，深层次认知则是程式化、公式化、逻辑化、数学化的推理。在认识生产上，这一系列的做法无疑均是非法的，其推崇叙述，而轻视研究。其没有关切“总体地批判”工作规定。并且人们对于这一工作的非法性，其实是心知肚明的。如置盐定理的讨论：如果不局限于数学模型本身，而将分析引向“生产启动再生产”的行动，那么，流通的矛盾并不能够从实质层面上影响或改变生产的规律。即是说，所谓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及影响因素所引发的种种“再生产失衡”现象，恰恰由一般利润率取向下降的规律所驱使和作为它的表现。（本书作者）

（八）

企业的制度特征至少表现在两个分析层面上：一方面，从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这个层面看，企业是一种特定的分工形式……运用科层等级制的计划机制统一协调企业拥有的生产资源。企业是处于市场经济的社会分工网络中的科层计划体系。另一方面，从社会经济的产权结构这个层面看，企业表现为一种特殊的权利分配形式……企业产权制度是一种能够使市场交易的平等权利转化为企业内部不平等权利的神奇机制……早在科斯发表“企业性质”著名论文前近一个世纪，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深入研究中，已经对资本主义企业的产权结构和组织特征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从而建立了完备的企业理论。马克思对资本的讨论一开始就是从企业层次上切入的，他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特别是《资本论》第一卷的分析几乎全部是围绕资本主义企业的内部关系展开的……现代制度主义的情况则不同。这一学派把各种制度或组织假定为不同的“资源”，与其它生产性资源放在同一个讨论边际替代关系的数学模型中，并通过导入交易成本概念，使“制度资源”与其它生产性资源的“相对价格”比较成为可能。这种导入增加了新古典生产函数的维度，从而也扩展了新古典理论的解释范围。但这一制度分析框架至少存在三个弱点：第一，理想的均衡状态是一个非历史的概念，它以人的独立性，交易的平等性以及人类行为的理性个人主义特征为前提……第二，新古典的一般均衡分析将所有的要素都看作孤立存在的、可以单独议价的“物品”，并列地放在同一理论层次上考察……“要素”之间没有分析层次上的区分。这一理论在讨论企业性质问题时，不可能充分讨论产权结构与组织形式两个层面的区别与联系问题，其制度分析是平面的而非立体的，是形式逻辑的而非辩证法的。第三，按照“帕累托最优”定义的均衡状态完全舍象了个人之间、集团之间、阶级之间的利益对抗，这种分析框架特别不适合于讨论个体间利益此消彼长的现象，不适合于讨论对于不同阶级的权利与利益具有完全相反“效用”的制度安排。产权制度从本质上讲，正是这种类型的制度，这就决定了囿于新古典框架的新制度经济学，在讨论产权问题时必然会“遗漏”它的某些本质规定性……然而马克思的企业理论也存在缺陷……第一，马克思的企业理论体系中缺少一个对企业组织形式和产权结构变动作中、短期分析的完备的子系统。马克思把理论观察的焦点定位于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历史原因和发展的历史趋势，没有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根本制度不变前提下，局部的体制变革和局部的组织调整这类问题上。马克思很少注意交易成本问题，虽然他对资本主义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导致资源浪费有许多精彩的论述……他似乎偏爱于有计划的科层等级制，对科层与市场的相互替代和相互补充作用没有做出合理的判断……第二，马克思过于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分配方式与企业制度、资本关系的历史和逻辑联系的必然性，完全排斥了其它产权初始状态产生企业制度的可能性，这对当代经济来说肯定是缺少说服力的。（荣兆梓：《企业性质研究的两个层面——科斯的企业理论与马克思的企业理论》）

（九）

企业理论的问题，一直是一个语义的丛林、认识的丛林和逻辑的丛林，当中充满了各种不合法的知识论，引致各种款式的必然性冲突形式。从关键词来索引，西方企业理论的命名工作至少应该这样来进行：生产函数的企业理论（Demsetz, 1999）、治理结构的企业理论（Williamson, 1996）、交易成本的企业理论（Williamson, 1979）、财产权的企业理论（Hart, 1995）、所有权的企业理论（Hansmann, 1996）、机制设计的企业理论（Wilson, 1969; Ross,1973; Mirrless, 1974; Holmstrom, 1990）、代理的企业理论（Jensen and Meckling, 1976），以及企业家的企业理论（Schumpeter, 1912; Knight, 1921）、组织的企业理论（Barnard, 1938）、交易的企业理论（Commons, 1934; Coase, 1937）、分工的企业理论（Yang and Ng, 1993）、能力的企业理论（Penrose, 1959; Richardson, 1972）、制度的企业理论（Veblen, 1904）、博弈的企业理论（Aoki, 1984）、权威的企业理论（Simon, 1951）、权力的企业理论（Rajan and Zingales, 1998）、演化的企业理论（Nelson and Winter,1972），以及交换的企业理论（Samuelson, 1957）、利益相关者的企业理论（Freeman, 1984; Blair, 1995）、X效率的企业理论（Leibenstein, 1966），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企业理论”的缺陷是什么呢？丛林中，穿来穿去的是逻辑小鸟，而没有历史猫头鹰。或者没有涉及，或者并不试图深入行动的合约问题，其离开了价值形式的社会运动，离开了经济形态社会这个发展总体和运动整体，从而无一例外地是局部研究，或干脆是现象学求解。例如，所共有范式是新古典－市场范式，共有的理念是按理性（完全理性或有限理性）的原则行事，共有一套行动章程即个人行动＋理性选择＋制度或结构的进化，以及共有基本相同的主义或信仰：以科学和效率为基调的经济自由主义。因此，行动的特质分析在企业丛林中是了无踪影的。但要说它的工作主要局限于“流通行动”分析，那么同样不值得为之工作辩护，因为丛林主义即通常所说的认识论至上主义和工具操作主义——均衡主义和泛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和超边际主义等等的巨大的、极不谐调的熔炉。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已经说清楚市民批判历史研究的要义：第一，“从私有财产对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来规定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第二，“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第三，“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以及私有财产对真正人的财产的关系”；指明企业组织的中心工作内容：作为真正的生产媒介的是劳动，而不是“资本”（这一点由为什么必须坚持用“劳动过程”理解生产的语义所暗示），揭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就是说，劳动发展确证人的类本质：“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进一步，“人作为现实的类存在物即作为人的存在物的实现，只有通过下述途径才有可能：人确实显示自己的全部类力量——这又只有通过人的全部活动、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有可能——并且把这些力量当作对象来对待，而这首先又只有通过异化的形式才有可能。”因此，如果非要从关键词角度来“定义”马克思主义企业理论，那么可刻画下列运动轨迹：劳动的企业理论→资本的企业理论→社会劳动的企业理论。历史复归的“劳动的企业理论”是建立在对“资本的企业理论”扬弃发展的基础上。然则，马克思的企业理论究竟在哪里呢？《资本的生产过程》给出实体内容方面的图景，形式化的机制的描述委实建立在《资本的流通过程》当中：对以总财产关系实施社会统治与治理的经济形态而言，劳动过程不是直接按生产关系－分配关系，而进一步按照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的结合构造予以组织起来的。即在这里，社会生产方式和单纯按照身份规则予以组建的方式具有明显的不同性，而需要全面揭示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社会结合运动，从中引出诸多的有关于财产运动与构造的问题来。因此，甚至连埃斯莫格鲁（Acemoglu, 2003-2006）也承认：在理想的科斯定理的条件下，交易的双方可通过讨价还价（科斯谈判）以获得帕累托最优结果，但是在统治阶层和市民之间，却无法组织类似的谈判，原因是存在双边承诺不可信的问题，权力不可交换，导致无法达成有效率的结果。那么，如果此时的统治阶层致力于无效率的分配性活动而不是生产性活动，则社会陷入了无效率的结构安排。进一步，统治阶层如果能够从中预期无效率的安排可以确保永久地获得最大利益，那么这种制度相应就会被强化，无效率的制度得以长期存在。这个问题总的说来也是“诺斯悖论”所关注的主题。这些难道不是企业理论讨论的固有特点？难道不应该是统一的企业－市场分析内在具有的经济学意义吗？埃斯莫格鲁从方法论角度提出了科斯范式中的无效性问题——无效率的制度问题，但寄希望于中产阶层获得“事实上的权力”（de facto power），好迫使无效率的制度得到根本改变，这种想法幼稚而空想。理性范式的破灭来自内部的理论颠覆力量，这种“内在性颠覆”对于马克思体系是从不具有的。对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而言，企业从来没有淹没在市场的海洋中，好像真的是一个孤岛，企业委实是一个不断组织变革的有意识的社会发展者和行动的集体领导者；并且，其本身宁可说成是社会经济关系的一个直接的、系统的人格化范畴。这一点从“资本的企业理论”上更加能够看得出来。难道只有资本家才是人格化的资本吗？资本家的企业不同样如此吗？资本家的企业不同样如此吗？深层次的问题是对身份与财产共存共治下的劳动性质的研究。（本书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