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磬：简议中国继续改革的必要性与动力、阻力及其机制

结合现实情况、参阅若干方面的见解，这里拟就中国继续改革的必要性与动力、阻力及其机制，整理如下思路。

　　一、改革有必要,有社会动力,有条件

　　中国社会对社会政策的改革（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等）的呼声已久，这也是这些年中央一直在提倡的服务性政府的主要内容。可以说,中国的继续改革,存在着巨大的社会动力。

　　当然，在任何社会，社会政策的改革需要很大的财力。而财力在中国似乎也不是大问题，因为有数十年的经济发展，国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各级政府有丰富的财政收入。就是说，中国不缺钱。当很多国家（包括发达的美国）为社会政策的改革（如医疗改革）而为钱发愁时，中国的问题则是，有钱但未必能用到社会政策上去。

　　可以说，中国的继续改革，首先是若干社会政策的改革，是有必要,有社会动力,有条件的。

　　但是，……

　　二、改革的具体操作者，由于机制原因，未必有动力推动改革，有的会成为阻力

　　任何改革都必须有改革者。即使存在着巨大的社会动力，但社会动力本身不是改革的主体。就是说社会（或者其所造就的社会运动）能够对改革构成巨大的压力，但任何的社会政策的改革都必须通过改革者。在中国，现实地说，政府就是改革者。但政府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物，而是由众多具有具体利益的个人构成的。改革的具体操作者乃至执行者，是政府的官员们。

　　或许应该说，如果改革的具体操作者具备改革的动力，那么就会去推进改革；如果这些人缺少改革动力，那么他们就不会去推进改革；而如果改革有悖于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阻碍改革的推进。

　　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改革的具体操作者，由于机制原因，未必有动力推动改革，可能形成了阻力。

　　政府官员是市场的组织者和操控者。因为拥有国家权力，而权力可以成为“市场进入”的门票。

　　政府组织市场可以有不同的形式。首先可以作为一个集团组织市场，例如庞大的国有企业（从中央到地方）。国有企业所获取的巨大利益是尽人皆知的。国有企业内部的高工资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收入差异的一个主要根源。

　　政府官员个人还可以通过“寻租”方式和商界发生关联，成为共同的市场组织者而获取或者分享利益。

　　政府官员也可以通过“转业”到商界，成为商人后“借用”原来的政府关系获取利益。

　　这样，政府官员可以是从市场改制获取利益最大的一个群体。

　　在获得市场巨大利益的同时，政府官员也享受着市场“豁免权”。所谓的“豁免权”，就是说政府官员用不着承担市场的风险和其所产生的一系列负面效应。

　　这是因为目前的官员所处的,恐怕还算是一个独立于市场的体制，有各种制度包括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等等来免受市场的影响。投资大家们和商人也是须面临市场竞争的压力的，但是他们可以通过在市场所取得的财富再通过市场购买各种安全保障，就是说，他们有能力承担市场化体系所提供的服务。相比之下，在市场上打拼和求得生存的大多数社会成员，则必须承担市场所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同时也未必有能力来承担市场化了的服务。

　　（有人认为，实际上，在先发达国家，社会政策的产生和发展就是用来保护社会的大多数的。而“保护社会的大多数”正是“社会主义”的本来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中国，应该有继续改革更深层的必要性。）

　　同时，官员和富豪们尽管与其他人身处一个市场体系，但可以“退出”这个市场体系，寻找其他更适合生存和发展的体系。这在教育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谁都知道中国教育体制的弊端，但是很多人（主要是有钱有势者）可以通过“退出”机制，不要接受这个体制弊端的影响。这表现在大量的官员和富人可以把其子女送到海外留学。“市场退出”当然还可以表现在其他的各个方面。例如，也可以有环境（医疗、住房）方面的“退出”机制，——即在中国积累了财富之后可以移民到其他环保、医疗和住房条件更好的国家。

　　因为有这些机制的存在，要成为改革主体的政府（人民和国家的）组成人员，就可能难有动力来思考和推进改革。

　　实际上，改革必须有压力，尤其是和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压力。而如果相当部分的官员一方面能够享受市场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又可以“豁免”市场带来的负面效果，或者“退出”这个市场，这样就不易对官员构成利益相关的改革压力。例如，需要真正在市场上买房子，才能体验和了解房地产市场，才能知道这个市场出了什么毛病，才会有改革房地产市场的思想、决心和能力。同样，也只有在没有“退出”机制的情况下，才能了解中国的教育体系所存在的问题，并更加迫切的感受到，需要改革她。

　　从这个角度说，无论较之富人还是穷人，政府官员可能最具有优势，他们既可以获得市场的好处，但又能免受市场的影响。这就能回答为何目前中国社会存在一系列问题、而改革颇难了。

　　有国外研究中国的专家认为，这些年来，中国各级官员尽管一直在谈论社会政策的改革，但大都无动于衷，或者作秀给人看。实际上，他们本身也不会有谈论社会政策改革的动力的。之所以谈论，是因为来自中央的压力。他们没有改革的行动更容易理解，因为不管怎样，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是受各种机制保障的。这看来是有相当道理的吧。

　《联合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