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辉华博客_改革是与虎谋皮 > 日志 > 哈佛思考 2010-03-07 |



经济学的研究方式可以分为两类：理论研究（theoretical research）和经验研究（empirical research）。中国的一些经济学者习惯于将后者称为“实证研究”（positive research），这是不准确的。因为实证研究是和规范研究（normative research）对应的。而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都是一种实证研究，然后可以得出规范结论。若根据库恩（Kuhn，1970）的定义，规范研究甚至不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式。因此，将经验研究称之为“实证研究”，似乎是说理论研究不是实证的，这是对理论研究的误读。

在美国，大部分经济学者都是从事经验研究或者应用理论研究的，只有极少数经济学者专门从事理论研究。这极少数人通常是一流大学的教授，他们发表的5％的理论文章，被至少95％的本领域的理论和应用研究者阅读。所有经济学主要分支的奠基性工作，除了计量经济学，都是由少数几个大师级经济学家提出和发展的理论框架奠定的。因此，一方面，成为知名的理论研究者相当困难；另一方面，理论研究者的地位明显高于应用研究者和经验研究者。事实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自1969年设立以来，在40次颁奖中至少有30次是颁发给了理论研究者。但“文人相轻”。理论研究者通常看不起经验研究者，他们认为经验研究如果支持了理论假说，那是理所当然的；反之，如果不支持理论假说，他们认为那可能是样本偏差所致。从终极意义上讲，任何经验研究都无法“证明”理论研究，而最多只能在特定背景下“证伪”理论研究。但经验研究者也有时看不起理论研究者，认为后者的结论通常都是“常识”，不同的是对常识添加了一些限制条件。可是，要区分限制条件本身却需要依赖经验研究。

在中国，关于中国学者究竟该不该从事理论研究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一方认为，中国学者不具备理论研究的水平，得到的理论要么是没有新意的，要么是错误的，因此应该从事经验研究或者应用理论研究。反对者认为，如果不鼓励理论研究，那么就可能错误地应用理论或错误地检验理论；而且，中国经济学者不可能等到某个特定的时刻，突然就变得可以研究纯理论了。也有中间立场的学者认为，年轻人刚毕业，对现实情况并不熟悉，因此选择以理论研究为主，至少可以夯实基础，等有了经验之后可以再从事应用研究和经验研究。

以我个人的有限经验来判断，我赞成吴敬琏的那句话：“我们能够正确地理解和应用现有理论就不错了。”不是我自卑，我认为，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经验研究，中国大陆在总体上距离世界一流水平都有光年般的距离。这决定了一个残酷的事实，99％的国内经济学论文在学术上都毫无价值，或者最多只有练习的价值。如果中国经济学的进步必须付出代价的话，我认为这个代价太大了。我们至少应该砍掉99％的经济学刊物。实际上，我们只需要1％的学者去研究经济学——不管是理论研究还是经验研究，99％的学者应该去传播经济学。与此对应，我们只需要1％的大学成为研究型大学，99％的大学应该成为教学型大学。对中国来说，传播经济学——让公民理解现代经济学所蕴含的自由、竞争、法治思想，比提高经济学更重要，也明显更有比较优势。如今，我们有全世界数量最多的博士，但是有一项重大科研成果是我们创造的吗？我们可能很快会有全世界数量最多的论文（按中文算的话应该有了），但是我们有几篇世界级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