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专栏－新中国典范─盛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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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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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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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崇伦】
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0,5252,11051401x112010031600453,00.html


一位朋友提到近来热门的政治预言小说「盛世」时说，这简直是时事分析，不像小说，反倒像是从网页上大段大段copy愤青评论的拼凑。如果以此批评陈冠中，指他缺乏做为小说家的技巧，或许有些冤枉他。



　虽然是幻想的政治小说，但陈冠中所观察到的「盛世」论说，却有潜力成为十九大后，新一届中共政治局委员集体学习的政治教本。



　书中假借已经驯化的读书杂志所主办的新盛世主义论坛，陈冠中得出十项「盛世」献言，做为未来政权的指导国策。分别是：一党领导的民主专政，稳定第一的依法治国，执政为民的威权政府，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央企主导的公平竞争，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以我为主的和谐外交，单民族主权的多族群共和，后西方后普世的主体思想，中华民族举世无双的民族复兴。



　乍看之下，这些完全相反的集合名词，是唯物辩证法中矛盾统一律的运用，让人想起乔治.奥韦尔一九八四中的三大名言：「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但这些矛盾的概念与语句，却正存在于中国，尤其是经济方面，无论是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或是央企主导的公平竞争，都藏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说概念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共发明的意识形态，但既是社会主义又怎么会是市场经济？而既是市场经济，又如何自称自己是社会主义？



　西方与大多数的中国评论者多认为这是没有意义的，甚至仅是政治口号；九三年已经退休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以老朋友的身分，在与邓小平见面时就提出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自我矛盾的词吗？」第二天要见撒切尔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听了汇报后，急急找了担任国家计委主任的陈锦华研拟回答。



　根据陈锦华回忆录，当晚他召集国家体改委的官员开会；踌躇终夜，最后一位理论局的局长表示，最近他读到意大利经济学家派雷托（Vilfredo Pareto）所写的「欧洲社会主义史」，既然发明「派雷托效率」的自由经济学家都还看重社会主义，应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连在一起，不是没有意义的吧。



　被视为中国「新左派」代表人物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日前应台湾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之邀来台时，转述了这个故事；但对崔之元以及众多中国本位学者而言，两者的结合不仅是有意义，而且是应该的。



　首先，这些年来，土地征收引发莫大民怨，房地产高涨更造成贫富悬殊；崔之元认为孙中山的「涨价归公」，就是因应中国当前最尖锐的社会矛盾的良方。



　孙中山的想法自亨利乔治而来，而亨利乔治的想法也影响了后代主张单一税的经济学家。他们认为，地价上涨，是因为社会整体的努力，大部分的涨价应该归公，而从土地的税收所得，可以足够供公共开支，无需征收个人与企业所得税，目前香港是最好的例子。



　香港是个自由经济体，但是却通过拍卖土地使用权的收益，征收最低个人所得税，同时还能提供健保等福利措施；而美国阿拉斯加州则通过拍卖石油开采权，取消了州个人所得税。这些都是中国可以仿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例子。



　其次，西方预测，中国的改革，将无可避免的导致私营企业的壮大，最终并购没有效率的国营企业。但，结果却恰恰相反，国企规模越来越庞大，居产业龙头地位，私营企业仰其鼻息，这次经济危机中，反而是国有企业并购私营企业，造成「国进民退」的现象。



　事实上，金融危机后，全球政府都直接介入破产的企业，从银行业到汽车业、甚至保险业，许多西方国家大企业，现在都「国有化」了。崔之元认为，中国国有企业可以确保国家建设与再分配的能力，他举重庆为例，之所以能够维持低企业所得税，都是因为重庆市所属国有资产在近八年当中增加了四倍，因为利润上缴，让重庆财政充裕，得以继续以低税吸引外来投资。



　许多人指责这样的经济型态易造成垄断与腐败，但崔之元却不以为然；垄断不一定从政策照顾而来，行业特性会形成自然垄断，企业越大越有效率，与其让这些垄断利益归私人还不如归公。



　然而，「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这个说法的政治含义，很容易成为中共继续集权的理论依据。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向来密不可分；国有企业领导既来自政治任命，他们的经济权力服从党的政策，也就毫不奇怪。



　二十年前，弗朗西斯.福山认为人类发展的经验已经趋同，自由市场与多元民主，就是历史的终点，但经历过金融危机后，现在大家对欧美模式，感受已未必认同，而正当盛世的中国发展模式，能否成为全新的发展典范，则仍然有待时间验证。（chenlungkuo@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