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之前的货币理论可归结为货币数量论传统,该理论可追溯至休谟的《论货币》,其后经历100余年的发展,并经马歇尔、维克塞尔、费雪和庇古等经济学家的斧正基本止于完善。货币数量论因其形式的简洁性和逻辑解释能力,在凯恩斯的货币理论之前一直居于经济学的主流位置,在凯恩斯的货币理论之后,由于简单形式的货币数量论在现实经济的解释能力方面明显不足和凯恩斯理论对现实解释能力的明显优势,使得该理论退居到非主流位置。到目前为止,凯恩斯主义的货币理论仍是现代主流货币理论。下面我们从货币的交易需求和投机性需求的角度讨论该货币需求理论的微观基础。
对交易需求,正如帕廷金等所批评的那样,传统货币理论同样包括凯恩斯主义的交易需求理论缺乏充分的微观基础。从形式上讲,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直接以个人的行为作为分析对象,但是交易需求分析本质上是一种静态分析,交易需求本身是需要加以说明的。固然,凯恩斯主义货币经济模型通过将物品市场、劳动市场和货币市场连接成一般均衡模型,交易需求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说明,然而这种说明是不充分的,它只是停留在宏观层次,而没有解决货币需求如何由个人的最优化行为导出,这里个人的最优化行为不仅仅是指个人的最优理财行为,同时亦指个人的最优消费行为。后者将由消费者动态效用最大化决定,因此,货币需求必须在个人理财费用的约束下由个人动态消费效用最大化导出。但是,在凯恩斯主义的货币需求模型中,个人理财费用得到了充分的强调,而个人效用最大化基本没有涉及,这是凯恩斯主义的货币需求理论动态化方面的重大缺陷之一。为克服这一缺陷,有两种可供选择的解决思路:第一是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数量论,他的货币数量论一般可表述为:MDP=fW,r-1rdrdt,1pdpdt,h式中MD是名义货币需求,r是利率,W代表财富,h是人力财富与非人力财富的比率,P是价格水平,t代表时间。对弗里德曼而言,货币同其它任何资产一样,会给持有者带来效用,其效用是给持有者提供劳务流量,劳务流量效用服从边际效用递减原理,而这正可以利用效用最大化原理分析应用,因此,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之上,而作为体现动态最优化的是所谓的持久收入假定,但是在弗里德曼的理论中始终缺乏明确的最优化程序,其对动态行为的处理也是不充分的。
第二种思路是明确从动态最优化的角度阐述货币需求决定的现代新古典宏观研究方法。这一方法中最有名的新古典主义货币模型是货币迭代模型,它源自萨缪尔逊的“纯碎消费借贷”模型。新古典主义的货币迭代模型的效用函数为:U=U[c1(t),c2(t)]式中,c1(t)代表年轻一代在他们年轻时的消费,c2(t)代表他们在年老时的消费。由于年轻人和老年人有各自的资源禀赋,借助货币交换,年轻人将选择c1(t)和c2(t)使其效用最大化。但是对于迭代模型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是货币资产与生息资产的共存性,第二是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如何在模型中得到体现。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处理分别引出了货币的法定限制理论(Fama,1982)和克洛尔约束假设,后者导出了众所周知的卢卡斯的具有交易约束的迭代模型(胡佛,1991)。
由于新古典主义货币模型具有明确的微观基础,原则上要优于以货币的交易需求为基础的分析模型,但是,新古典主义货币模型也存在自身的问题(胡佛,1991),缺乏容易处理的迭代模型的形式,足以从现实方面证明了它在导出使人相信的宏观关系过程中的用途,更重要的是迭代模型把货币当作基本的价值贮藏手段来对待,忽视了它作为交易媒介的职能,实际上作为迭代模型中的货币在现实中不只是代际间的交易工具,更多的是为了满足日常交易的需要。克洛尔约束的引入虽然有利于克服这一困境,但是克洛尔约束假设本身只是简化了问题而不是解决了问题。对于投机性货币需求,无论是凯恩斯的纯投机性货币需求理论或是托宾的资产选择的投机性货币需求理论,原则上都是建立在个体最优化的微观分析基础之上。在凯恩斯的理论模型中,个人持币的规模主要取决于个人持币的机会成本,反映这一机会成本的是所谓市场上有代表性的通行的市场利率,因此,总体上个人持币是使个人理财费用最小。对于托宾的理论,正如第一部分所指出的,它是建立在更加正规的效用分析基础之上,在托宾的分析模式中,个人是在投机者的有效集的约束下通过投机者的期望收益与风险的无差异曲线来确定风险组合和无风险的货币需求。
虽然凯恩斯的纯投机性货币需求模型与托宾的货币资产选择模型都是从个人的最优理财费用出发建立的,但是,在微观机制的刻划上二者还是存在着若干差异。首先,在凯恩斯的纯投机性货币需求模型中,利率预期处于核心地位,在该模型中,货币的存在只是表现为市场机会下的投资间歇。托宾的货币资产选择模型则不同,货币的存在是投资者货币、资产收益与风险权衡选择的结果,这里货币职能不是表现为投资间歇,而是风险的避风港,是投资者资产组合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次,在凯恩斯的理论中,强调不同个人对未来利率预期的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了投机性货币需求总量上同利率之间的平滑反向关系。托宾则强调不同个人对资产收益和风险认识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导致了共同的市场边界。同一性假设原则上是有力的,但是从实际情形看,同一性假设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任何资产的当期收益率均取决于利率和资本利得或利失,而后者总是要牵涉到资本的价格预期。一般而言,不同的个人应有不同的预期,因此就可分离定理而言,不存在市场可分离定理而只应存在适于个人的可分离定理。借助个人的可分离定理,个人的投机性货币需求仍得以说明,但与凯恩斯不同的是,由于财富效应和利率与风险之间的替代效应,原则上无法明确导出总量上货币需求同利率之间平滑的反向关系(莱德勒,1989),因为在模型中利率同货币需求之间的关系是通过资产组合的调整连接起来的。综合上述分析,凯恩斯及凯恩斯主义的货币理论师继承了剑桥货币理论的分析传统,以个体的最优持币行为作为分析的起点,具备了一定的微观基础,但是,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在凯恩斯主义的货币需求模型中,仅从个人最佳理财费用角度考虑,而不是从更为基本的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分析,因此,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的微观基础是不充分的。其后,由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出现,货币需求理论的微观基础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导出了以消费效用最大化为基础的货币需求理论,货币需求理论的微观基础日臻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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