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3年开始的民工荒，被认为是我国人口红利削减的象征。这并不是理由，我国尚未进入人口拐点，民工荒与就业难并存的现象也在告诉我们，解决民工荒的关键绝不是多生孩子。

“民工荒”荒在中国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荒在中国的经济制度没有发生变革，荒在财富分配机制不合理。民工荒是中国经济结构进入瓶颈期的典型症状。要突破瓶颈必须进行大胆的制度变革。

首先是突破现行封闭的户籍制度，让在当地创造长期工作的人本国公民拥有当地户籍，以实现中国劳动力全国统一大市场。以我国沿海劳动力输入大省为例，享受了劳动力的人口红利而不必支付太多的成本。2010年2月28日发布的《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2008～2009)》显示，2008年，广东省的经济总量已超过沙特阿拉伯、阿根廷和南非，在G20各国中可排到第16位。江苏、山东和浙江等省的GDP也超过了G20部分国家。若从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GDP看，上海、北京和天津三个直辖市也毫不逊色于G20的部分国家，其中上海可排在12位。但各地的人均GDP与人均财富却未将外来民工计入在内，变相提升了当地人的财富，却将民工的社会保障负担扔给了其他地区。国界内的身份歧视与地域歧视使沿海地区收获了劳动力红利，也酿就了沿海地区民工荒的苦果。有因必有果。

其次，制度对抄袭的宽容扼杀了创新。家具制造属传统产业、技术门槛低，一些家具厂商高成本的创新很容易被抄袭，抄袭者省略了研发成本，生产能力又如长江之水源源不绝，很快就烂大街，创新者完全没有创新红利，而法律保护与惩罚举措却如毛毛雨，如此一来，企业普遍缺乏创新动力。东莞作为家具生产与出口大市，90%的企业没有设计师。即使有，很多也仅仅局限于模仿阶段，没有自主的研发项目，具有独立创作理念和能力的设计人才凤毛麟角。家具生产大市东莞在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方面，落后于其他产区，尤其是发明专利，东莞在广东五个主产区（东莞、广州、深圳、佛山、中山）中是最少的。而从专利类型看，84.1%的专利是简单的外观设计专利。劣不汰优不胜，中国制造业在低端泥潭里无法自拔，产业工人的素质无法提升。

最后，不得不提到垄断业对民营制造企业的打压。按理东部沿海地区完成原始积累后，产业升级是必然之举，这部分资金进入创新、进入产品设计、进入风险投资等领域，完成制造业从低端到高端的产业升级。但是，民营制造业不仅遭遇行业玻璃天花板，还在矿山等行业遭遇产权削夺，硬生生被逼成了在投资领域游曳的热钱，背上了原罪。由此，民营企业更不愿意、也不能够给民工加薪，加剧了民工荒现象，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吸纳的劳动力开始下降，造成就业难。

民工荒是制度瓶颈的反应，说到底是制度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