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的决策，深层次的因素则是农民不具备土地的所有全。[1]

问题三：土地不能自由流转，农户得到的土地价格被压低。农民的土地不能进入土地一级市场自由流转，一级市场实际上是由政府垄断的批租市场。其市场竞争只存在于买方，并且交易为单向性即只有政府才有权对土地进行批租，其他任何组织都没有这种权力。土地批租制度使地方政府具有操控土地市场和土地价格的利益。我国现行的土地批租制度使地方政府能够获得未来几十年的土地租金，寅吃卯粮、无本万利。卖地就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在有些市县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已经占到财政收入的35%左右，有的甚至高达60%。但农民得到的土地价格却很低。

问题四：目前农村土地制度，不利于对土地进行长期的租赁和承包开发，影响农业的发展。2006年2月9日国务院颁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规划将农业作为一个重点领域来发展。其中仍然是将技术作为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目前条块分离的小片土地，要实现机械化作业，增加技术投入，显然其成本是每个单独的农户所不能承受的。即使可以通过协商，将连片的土地集中起来使用，但是不稳定的土地经营使用权让农户难安心的进行长期的投资。因此在中国绝大部分的土地上，仍旧是一家一户传统的经营方式。近几年来农作业实现机械化的程度有所提高，每到夏粮收割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私人个体投资购买的收割机到处作业，表面上看来好象是成功的实现了机械化作业，但是笔者实际了解到，里面也有很大的浪费和矛盾：土地条块分离，每块地上种植的作物不一样，即使是同样的作物，因为农户的不同，收割的期限也不同，要是两块地中间割一块还适合收割的作物，那收割机也无法穿过这块地，除非如科斯所言一样，农户经过谈判进行适当的补偿，损毁一些作物。但这样对整个社会是无效的。如下图，A、B、C三块地分别属于不同的农户，如果A地的作物和C地的作物都适合于收割，但B地的不适合于收割，如果在机械完成了A地的收割，C地也想采用机械收割的话，B和C两块地的农户必须要进行谈判，要么农户对农户进行补偿，让收割机穿过的地，要么C进行传统的手工收割。即使谈判成功，B地作物的损毁对整个社会是无效的。谈判失败，对于C来说也是无效的。

这样收割机在一地上收一点，又辗转到另一块地上去收割，收割机作为一个高耗能的机械，在田间运行本来就很耗油。在辗转的过程中浪费了大量的燃料。显然也是无效率的。

二、原因分析

现有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具体实践形式是所有权归集体，土地所有权归集体， 土地经营权归农户， 但不管是集体的土地所有权还是农户的土地经营权都是残缺的； 集体并不能出售、让土地所有权， 只有政府征用后， 土地才能进入一级市场；农户对土地有种什么的权利， 但没有什么都不种的权利， 更没有用之抵押、买卖的权利。这样， 农村的土地就呆滞起来了，在市场上见不到它的身影了。表现为土地产权边界模糊及土地流转机制不健知道， 地权是多种权利的组合体， 包括法律所有权、剩余索取权、使用权、处置权以及这些权利的可靠性。在我国， 法律所有权显然是属于村集体的， 其他权利则应在集体与农户之间进行不同程度的分割。而现行的农村承包经营制只使得农民拥有完整的剩余索取权， 其它权利并不完整， 也不属于农民。由于土地法律意义上属于集体， 农户间真正意义上的土地买卖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让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陷入贫困的境地,这是一个毋庸争辩的事实。[1]导致失地农民生活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农民的权利贫困,正是缘于土地财产、政治权利及社会保障权利的贫困,才导致失地农民陷入窘困的境地。失地农民贫困现状缘于中国农民权利贫困。另外，集体和政府在对土地的使用和转让进行决策的时候，他们也有追究自身利益的动机，因此，企图希望政府来公正的对土地的使用权决策以维护农民的利益是不现实的。诺思指出国家有两个最基本的目标：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这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个目标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2]这个对国家目标的认定，同样适合各级政府和集体决策者，各级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特别是在我国目前实现分税制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具有更大增加自身财政收入的动机。因此，土地流转过程中，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往往牺牲了农民的利益。

三、目前土地制度研究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