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硕鸣专访郎咸平：批新自由主义不涉政治

　　凤凰卫视12月25日消息 最新一期《亚洲周刊》刊出纪硕鸣专访香港中文大学财务系教授郎咸平的文章指出，今年下半年开始，着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剖析了一些企业产权改革的个案，提出了国有企业在改革中迷失、国有资产在改革中流失的观点，并提出了他的国企改革不完全是产权变革，要建立国企「职业经理人」制度的思路。郎咸平这一防止国资流失的「一石」激起了千层浪，一场要不要继续民营化、如何民营化的争论，又引伸成为批判新自由主义，重新确定中国改革路向的讨论，成为争夺改革话语权的角力。

　　八月二十八日，在北京著名网站搜狐总部，郎咸平召开新闻发布会，四十多家媒体的记者聆听郎咸平关于新自由主义批判的论述，揭开了学术界公开这场争议的序幕。随后《光明日报》以整版篇幅刊出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文章，一些专家学者也纷纷加入撰文讨论，而国内不少网民对以奉行西化、市场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提出了民间的批评。香港中文大学财务系教授郎咸平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指出，这个「批判」实质上是学术观点的讨论，不涉意识形态，不涉政治因素，是经过了二十五年的改革历程以后，中国到底该向何处去的讨论，「至今讨论还在进行，并没有『寒冬』出现，也不是官方授意的批判。」郎咸平并认为，这场讨论的自由度是改革开放以来少见，还引起全球的华人学者们的关注。

　　中国进入经济体制的后改革时代，市场经济派成为改革的主流学术观点，中国改革的轨迹基本上就是以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为主导，该理论体系强调以市场为导向，是一个包含一系列有关全球秩序和主张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私有化观点的理论和思想体系。郎咸平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后期，主流学术界认为新自由主义完善了改革的理论体制，但实际上，「在没有法规基础上的改革，贫富差距、国资流失等大量问题浮现，最近我提出了以新法治主义替代新自由主义，希望建立有法治的游戏规则。」郎咸平强调，他不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美国现在还在实行，问题是法制缺位的中国还不具备条件。」

　　以下是访问摘要：

　　问：最近的报道指，在国企改革中因因对产权转让及管理层收购等不规范，令国企管理人员藉职务犯罪频生，过去二十个月有二万五千多名管理者涉案，而最近国资委又对MBO设立五条禁令，似乎都在支持你早前的观点？

　　我要强调的是，并不是因为我个人的因素影响有关部门作出改变，我只是在适当的时间讲了一些适当的话，通过了我的这个小出气口把民意反映了出来，国资委的决定是纯民意的反映，基本上是体恤民意，以民为本的结果。

　　问：刚开始还仅是国有资产是否流失的争论，现在已上升到对改革的反思，你怎么会从国资流失问题中提出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今年四月份，中国社科院的内部会议对新自由主义展开学术讨论，没有公开化。在八月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我首先在公开场合批判新自由主义，因为在讨论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时我已经看的很清楚。中国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正是新自由主义不断扩张的结果。过份强调民营经济，将国有经济的负面影响绝对化，对政府、国企的贬低，对自由的盲目崇拜，没有一点公平性。这个学说完全把百姓的利益丢在一边，而进行一场没有人民支持的改革。

　　问：在中国推行新自由主义会有什么问题呢？事实上这些国有财产是全体老百姓的，却被新自由主义者所误导，爱给谁就给谁，压低价格，这种学说的引导下，民营化变成不择手段。社会人士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我们如果继续鼓励新自由主义学派，带给中国的是一场祸患，是社会严重的动汤与不安。我不是体制内的人，又是境外人士，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我为什么站出来，由一个外部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来批判新自由主义，是因为他们的理论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动汤和财富的分配不均。

　　问：你的批判理据是什么呢？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总体上是新自由主义思维主导，新自由主义强调民主自由，民营经济，政府不要干预，但这些学者经济学专业知识的局限，他们完全搞错了，以他们的理论和学术知识，我不认为他们可以作出准确的判断，如果认为这就能富国强民那一定是错了。因为这只是经济发展到一定富强时的结果，我们知道，美、英、德、法、日等资本主义的强大是建立在一个法治化的基础上。法国拿破仑是创立第一部大陆法系法典，成为法国法治化的开始；德国的俾斯麦写了第二部大陆法系法典，他是德国法治化的创史人；日本的法治化是从明治维新开始的，而美国是一八九零年哈里逊总统拟定了一部反托拉斯法，直到罗斯福总统拟定了一部证卷交易法，完善了美国的法治建设。这些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都反映了当时是大政府推动法治化。法治建设完成后，每一个行为都受到游戏规则的限制，你才不会在产权改革中侵犯别人或国家利益，中产阶级才能兴起，他的财产权才会受到保护，然后政府才能退出。

　　问：中国强调摸着石头过河能不能也试一试呢？我们国内的新自由主义学者想把这些法治化的必要阶段都省略了，想直接跳过去到达美国的民主自由，这样的结果是非常危险的。我常举例讲，美国的前殖民地菲律宾就是跳过去的典范，没有经过大政府的法治化建设，引进了民主自由的小政府，甚至全盘民营化，到最后，没有法治化游戏规则，结果是官商沟结席卷全国财富，最后这个上世纪五十年代亚洲的超级强权，它的女人要到别的国家去做女佣。

　　问：你认为新自由主义错了吗？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新自由主义本身没有错，但应注意是不是适合中国？需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这里有一个逻辑关系。西方的资本主义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而中国那是在还没有完善法治的基础上推崇资本主义，那是非常危险的，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倒置了逻辑关系。我反对它是因为不合乎逻辑，不适合现在的中国。我提出，中国必须实行精英主义，以精英政府来推进法治化建设，其中，政府的功效是非常重要的，依靠政府来推动法治建设，这是必然的。今天总有人认为，完全象美国那样才是正确的，否则就是冬天来临了，这不科学。

　　问：你描述的精英政府是一个什么概念？发展市场经济、自由主义有个阶段性的过程，中国不可能一步跳到民主自由的小政府，我提出的思维是，我们需要精英政府，一个中央集权政府如果知道追求法治化，追求建设法治的卓越，我姑且将之称为精英政府，我目前期望中国政府就是一个精英政府，因为这届政府在十六大四中全会中一再强调法治化建设的重要，这对中国未来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我们需要在法治基础下实现改革目标。

　　问：你指出这次「批判」是一个学术的批判而不是政治的批判？坦白讲，八月二十八日我提出批判的观点，得到的阻力几乎全来自新自由主学派，绝对没有官方的授意暗示，是我自己研究的结果。学术上研究的是下一步的改革的方向问题，中国的改革走到了十字路口，一方面经济快速增长，另一方面社会矛盾突出；一方面强调效益，另一方面大量国资流失，我们为什么不借监西方成功的法治建设经验，而要直接跳入全盘西化呢？

　　问：中国改革的开始不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是法治缺位下以政策替代，你的意思是深化改革法治再也不能缺位了？没有法制化建设的改革「游戏」，你会发现非常危险。大家为了贬低政府、国有的功能，开始践踏国有产权，这群会践踏国有产权的人将来必定会践踏私有产权。你不保护国有产权，将来私有产权也得不到保护，因为这是在没有规则下建立的产权架构。你民营企业家在没有法治保障的框架下去聘请职业经理人，将管理权百分之百的交给他，你一定不敢，你面对一群没有信托责任的人，没有法治保障的企业，结果可想而知了。我们现在太多讲激励机制，太少讲信托责任，我们要用严刑峻法来强调信托责任，这也是我强调新法治主义的重点之一。国资委现在对MBO搞规则搞制度，法律都是从规则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