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摘要]</B>在当今国内市场一体化和国际市场全球化的趋势下，有关在西藏限制非藏族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主张，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行不通的。首先，在任何一个统一的国家或地区，无论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从何处发端，它都会或迟或早地冲破束缚生产要素流动的行政阻隔，克服地理、气候和交通方面的限制条件，超越民族语言和宗教文化方面的差异，把市场引导资源配置的机制扩展到这一行政体的各个角落。这并非是因为市场机制本身有什么神力，而是由于个人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偏好导致社会整体对这一机制的选择。社会一旦做出这种选择，其成员、机构和群体便会顺应市场机制的运行规律来调整各自的行为。对此，近20年来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提供了最具说服力的例证。
　　<B>一、农牧民就业问题的产生及相关的国际评论
　　
　　</B>在近2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西藏农牧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营养状况和医疗卫生服务条件明显改善，由此而带来人口的快速增长。1980-2000年期间，西藏自治区的藏族人口增加了40%以上（1980年：1718238人，2000年：2421856人） 。与此同时，农牧业劳动生产率虽然显著提高，但是人均耕地和牧场面积则逐渐减少，这就使得农牧民不得不把提高收入的希望转向非农牧业就业。
　　此间，恰逢中央和内地省/市政府强化援藏投资密度。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每年近百亿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投资项目，不仅带来了西藏建筑业的繁荣，而且吸引了上万外地农村劳动力进入这一行业。在沿海发达地区和内地城市，外来农村劳动力往往从事的是本地居民能做而不愿做的工作；在西藏，多数外来劳动力进入的是本地劳动力目前尚未胜任的技术岗位和管理领域。这两种情形显示的都是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态，因而大部分外来从业人员和本地劳动力实质上还没有形成同一层次上的就业竞争。仅就西藏建筑工程而言，由于高原气候多变、地质结构复杂、施工难度大，加之氧气不足、体力消耗快，劳动强度高，故而对建筑工人的体力、技能和纪律性有着高于游牧和农耕劳动者的要求。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课题组在西藏调研期间遇到的施工队经理和外来劳动者几乎年龄都在40岁以下，受教育程度至少是初中毕业。相形之下，输出劳务的本地农牧民由于缺少专业技能，多半都是在外来建筑队和服务性小企业做小工。
　　有鉴于本地农牧民都是藏族，外来经商做工者几乎都是汉族和回族,前述非农产业就业者结构便成为近年来国外西藏研究者集中批评的热点之一 。这些批评者当中有的根本没有去西藏做过实地考察，只是引用二手资料倾泻对中国政府的激烈偏见；有的甚至连数据资料都不用，便一味攻击政府投资项目未使藏族劳动力受益 。但是人类学家戈尔德斯坦（Goldstein）却是其中鲜见的一个例外。他发表的论著与国内外现有的西藏研究相比，信息饱满、内容细腻、叙述风格冷静且注重事实 ，因而有着广泛的国际影响。我们在北京遇到的国际组织代表但凡提到西藏近年来的发展，几乎无不引用戈尔德斯坦的研究来表述他们的看法，因为他们大多数人也只是通过阅读来了解西藏。
　　戈尔德斯坦最近发表的一篇题为“西藏农牧区的发展和变化”一文，基于他本人1997-2000年期间与西藏社科院合作进行的农牧区抽样调查。样本包括13个村、728户， 内容涉及农牧户的资产、人口、生产、消费、教育、医疗、宗教、文化、就业和收入等多方面状况。戈尔德斯坦根据抽样数据统计所做的描述，与我们在西藏观察到的事实大体一致。但是围绕增加农牧民就业和收入这一主题，他从同样的事实分析得出的结论与我们从案例研究导引出来的政策选择却迥然不同。戈尔德斯坦认为，增加藏族农牧民非农牧业就业机会的根本途径，在于改革西藏自治区政府的开放政策，限制非藏族劳动力自由进藏。即使现行政策不能马上改变，也应将政府投资项目中的就业机会优先提供给藏族劳动者，或是通过减税措施鼓励企业雇用藏族劳动力。
　　
　　<B>二、省/区际劳动力流动与区内农牧民非农就业
　　
　　</B>从我们搜寻到的国外文献来看，戈尔德斯坦的政策结论，更多地出于对藏族劳动者市场竞争力相对薄弱的考虑。其他国外批评者则有意或无意地在论述中带有一个隐含的政治前提，那就是把西藏看作是一个独立的行政体，这就使他/她们的分析和结论所表现出来的偏见越发不可避免。我们的研究基点，正在于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是多数民族还是少数民族劳动者，共同的特征都是中国公民。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来考察公共政策对居住在不同区域、具有不同民族、性别和年龄特征的劳动者有着怎样的影响，探讨如何采用专项措施扶助弱势群体并保证他们受益。
　　在当今国内市场一体化和国际市场全球化的趋势下，有关在西藏限制非藏族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主张，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行不通的。首先，在任何一个统一的国家或地区，无论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从何处发端，它都会或迟或早地冲破束缚生产要素流动的行政阻隔，克服地理、气候和交通方面的限制条件，超越民族语言和宗教文化方面的差异，把市场引导资源配置的机制扩展到这一行政体的各个角落。这并非是因为市场机制本身有什么神力，而是由于个人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偏好导致社会整体对这一机制的选择。社会一旦做出这种选择，其成员、机构和群体便会顺应市场机制的运行规律来调整各自的行为。对此，近20年来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提供了最具说服力的例证。
　　其次，进藏的内地农民工与持有城市户口的就业者相比，大多数还是属于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若非生计所迫，这些人不会甘冒失业、工伤和疾病的风险，背井离乡到偏僻缺氧的世界屋脊上谋求就业机会。我们曾经就进藏目的对建筑工人和餐饮业服务员做过访谈，他/她们的回答不外乎是给孩子或弟妹赚取学费，给家里积累建房款，或是给老人挣治病钱。除此而外的发展愿望，多半是积攒资金回乡开办小企业。这些外来农民工既不能分享西藏本地城镇就业者特有的福利，也与农牧民享有的任何政策优惠和社会救助无缘，只不过是凭借自己的劳动避免个人和家庭陷入贫困而已。这一点，与内地欠发达农村劳动力到其它任何一个地方谋生，从而使整个中国社会减少了贫困的情形没有什么两样。因此，从在全国范围内减少贫困、追求社会公正的角度来看，政府有关劳动力流动的政策既不应带有区域歧视，也不可含有民族歧视。
　　再次，在西藏自治区改革开放形势下进藏经商、承包企业或是经营餐饮服务业的民间投资者，不仅在投资和经营活动中创造了非农就业岗位，而且还为当地经济增添了多样性，促进了青藏高原的城镇发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那些来自西部其它省区的回族商人，通过参与区内贸易和边境贸易，在促进了西藏农牧产品出口的同时，还为西部省份的中低档轻工业制品找到了一条销路。即使不考虑这些因素，试想当地农牧民资本积累能力极为有限，倘若没有外来民间资本进入非农产业，他们除了参加政府投资项目以外，又如何尽快通过增加非农就业来提高收入呢？进一步讲，各级政府为了发展地方经济都对国外投资者持欢迎态度，那又有什么理由将不同民族的国内投资者拒之于所辖区域之外呢？
　　最后，对藏族农牧民来说，技能的学习、企业经营和项目管理经验的积累需要相对漫长的时间。这个过程，至少比任何一个大型项目的工期都要长得多。事实上，藏族农牧民正是通过做小工得以开阔眼界、与外来劳动者近距离交流、并从中获得具有实感的市场信息，这些信息进而又促使他们开辟新的收入来源。我们从乃东县克松村藏族农民达娃次仁那里了解到，15年前他在一位外来汉族餐馆老板手下打工，学到厨艺后曾创办自己的餐馆；在经营过程中发现更有利的商机，于是又转行开办粉条加工作坊。现在除粉坊以外，他家还种植大棚蔬菜和蘑菇，同时也喂养猪牛羊等大小牲畜 。达娃成长为多种经营能手的案例表明，开放的社会经济环境，是藏族农牧民学习和掌握新知识新技能、进而为自己创造资产和就业的有利条件之一。
　　总之，我们的案例研究表明，西藏自治区政府改革开放的政策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构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援藏投资不仅带动了西藏和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而且为区内外农村青壮劳动力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多样化的收入来源和实现社会流动的可能性。外来劳动力在异地寻求生存和发展机会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不仅为西藏经济注入了活力，而且对本地农牧民学习现代市场经济知识和掌握非农生产技能，对本地企业家的成长，都具有积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B>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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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帮助藏族农牧民获得非农牧业就业机会的根本措施，不是动用行政力量扭曲劳动市场，而是推行人力资源投资取向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具体地说，这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提高农牧区基础教育和基本健康服务的公共投资质量。在中央财政支持下，西藏农牧区已经实行了初等教育免费制度。除了儿童计划免疫和产妇住院分娩补贴项目外，中央和地方财政还对藏族农牧人口按每人每年30元的标准提供医疗补贴。与其它省/区相比，这个投资量是相当可观的。但是与内地农村例如相邻的四川农村相比，西藏农牧区的基层教育和健康服务质量较差，服务利用率较低。因此，通过教育和健康服务来改善藏族农牧民人力资源的一个关键，在于提高服务质量。
　　第二，实施非农就业导向的技能培训和信息服务项目。在经济改革中，西藏农牧业技术培训推广系统一直保持着有效运转，这是值得内地省/区、尤其是贫困地区效仿的地方。但是政府劳动管理机构组织的非农就业技能培训更多地还是针对城镇人口，如何将培训和信息服务扩展到农牧区，仍然是一个需要研究和试验的课题。
　　当然，为了进一步促进西藏的发展，还需要政府继续投资于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从而也继续创造非农就业机会。然而，帮助藏族农牧民更多地从这些机会中受益的关键，在于提高他们的就业竞争力。只有这样做，才有可能在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既改善藏族农牧民的福利，又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
　　
作者：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