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种现象不必奇怪，也不必愤慨，而应冷静地分析其原因。

在美国等成熟市场，经济学家凭借他们的论文质量来决定是否能够留在牛校担任教授（tenure, 甚至chair,甚至Nobel Prize），因此他们拼命致力于辛苦的基础研究，并引其研究成果获得相应的收入或名誉、社会地位。可以说，他们的报酬合约是激励相容的。

中国的经济学界（不敢说所有学科、整个学术界）处于当前的状态，是由经济学者们的效用函数和约束条件所决定的。他们也许有不少刚刚投身经济学研究之时，确实是有着相当的兴趣和热情的，打算致力于经济学研究的。但他们很快发现，做纯粹的理论或实证研究既费时费力又不能带来名利，而这二者又是绝大部分经济学研究者所热衷的。单靠学校支付的那点工资，即便是教授也不能在社会上维持体面的生活，于是经济学研究者们开始在社会市场上寻求机会。他们发现一旦在媒体上有了一定的名气后，很容易名利双收，于是他们依靠之前积累的一些学术基础，开始从脑力劳动者向口力劳动者转化。一些转化成功者，被愚昧的媒体热情地追捧着，他们发现这样被簇拥着的感觉很好，比以前坐冷板凳舒服多了。于是他们不管懂与不懂，不管是否做过研究，对任何热门的话题和新兴的现象发表见解，热衷于预测，而往往被现实抽耳光。这里人已经堕落了，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经济学者了，成了飞来飞去的“小燕子”，追求媒体的曝光率成了他们最大的目标。

总之，中国经济学研究者的怪现状，一是由于没有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二是因为缺乏基本的经济学家的素养， 三是中国民众和媒体一向迷信权威，希望有权威来代替自己思考，告诉自己现在发生了什么，应该怎么办；四是中国的人文传统是追求中庸，很多时候捣浆糊，凡是不能追求卓越，给了“小燕子们”以广大的生存空间。

赫赫，瞎说一通，持不同意见者尽管批评。

对不起，感觉还没有说完。关于“小燕子”们，我想举几个例子。任志强的房产万言书中批评某位经济学家，说他的关于房地产市场预测的文章中，通篇没有数据，但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具有较高的投机成分。试想这样的结论没有数据如何得出。武大的邹恒甫批评北京某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说他总是说一些什么“今年的粮食产量是多少”，“明年的棉花产量是多少”等，而该学者在一次遇到邹恒甫时，很困惑地问他到底想干什么（邹一向致力于研究冷板凳的经济学基础理论）。

但不容否认，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者中不乏致力于严肃的研究，并以之为乐的学者。我知道人民大学就不乏其人，但此处不便点名，否则有拍马屁之嫌。像我敬重的这些教师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