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论认为，劳动创造价值，资本不创造价值。这个争论持续了100多年。其实，中国宋代文学宗师对事物的依存问题已经有了相当理性的探究。苏轼的一首咏琴诗写道：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现代系统论认为，系统内的事物是相互依存的，系统具有整体性的特点，整体性的一大表现就是“1＋1>2”。

苏轼关于系统论的诗歌有好几首，说明他老人家不止一次围绕系统论进行思考。在这首诗中，他提出一个问题：美妙的琴声是手指的功能呢还是琴本身的功能？这个问题他虽然没有回答，在当时的中国，提出这样的问题也属难能可贵。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功能不属于它的任何一部分，而属于整体。

“奏琴”系统算是非常简单的，在现实生活中，还有无数比它复杂千万倍的系统在执行许多高级的功能。

老马的价值观实际上是违背了系统论，犯了“还原论”的错误。

用“还原论”方式看待问题的人比比皆是，在一个科研或工程单位中的各部门常常会产生争功诿过的纠葛。例如航天飞机上天了，当然可以笼统地说“是集体的功劳”，连厨师也可以声称“若不是我替你们做饭，不要说航天飞机上天，你们饿也要饿死了”。但贡献是有层次性的。为了找出主要贡献者，可以遵循下列原则，即参与者的不可代替的程度。按此原则，比如说可以先排除厨师．汽车司机．警卫人员等，因为他们很容易找人取代。并不是说可以抹煞辅助人员的创造性。例如一个极其巨大的部件无法运进现场，而某司机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从而缩短了组装时间。总的说来可以以柏林交响乐团一台“命运”交响乐演出作譬，作曲者贝多芬是绝对不可代替的，卡拉扬其次，他有自己的指挥风格，精心演绎了原作，但如果换上小泽征尔也无妨。至于一般演奏员．打灯光的．出售门票的，当然谈不上什么卓著的贡献。以上言论似乎把人分了等级，不中听，但我们描述的是事实。一个社会的进步极大地依赖于创新。所以我们一定要远离平庸。
到底有没有科学地计算功劳大小的办法？功劳的大小应当看敢于冒风险与创新的程度。企业家做的都是冒险与创新的工作。